亚洲正在蔓延激进政治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亚峰会等东盟相关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法治”和“高质量基建投资”。这主要是为了针对在南海开展岛礁建设等海洋活动的中国形成包围网。

但是，受制于与中国间的经济关系，亚洲各国在此事上并不团结。中日两国在地区影响力上的角逐必将进一步激化。

安倍在记者会上强调，在以南海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东亚峰会上各国统一了步调，称“各国就避免制造紧张关系的行动达成了强烈共识”。

日方之所以如此执意于制衡中方，主要是由于如果在南海问题上让步，将会助长中国在东海油气田开发及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声势。日本首相官邸人士表示：“南海与东海紧密相连。许多问题都是密不可分的。”

中日两国此前在印尼高铁项目上也展开了激烈竞争，日本最终因“不透明的决策过程”(日本政府人士语)而败给了中国。安倍22日与佐科会谈时直接对此表示“失望”，并要求实现竞标程序的透明化。

如何应对2010年至2020年间预计可达1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2万亿元)的亚洲基建需求，将成为安倍政府经济增长战略的成功关键。日方强调将开展“旨在可持续增长的高质量基建投资”，有意与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后盾、希望“以量取胜”的中国相抗衡。

但是，安倍也打出了简化日元贷款制度手续的策略。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担心亚洲各国被中国压倒性的速度所吸引。安倍周边人士称：“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是‘可靠但缓慢’。将使其变为‘可靠且迅速’。”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称，日本靖国神社近年来屡次遭到放火，网络攻击等破坏，其中多数事件的嫌疑犯是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韩国人或中国人，将靖国神社作为“反日的象征”而瞄准进行攻击。不过还并未出现使用会危及游客生命安全的炸弹的案例。

靖国神社相关事件进入人们视野是在2000年左右。大量由日语或中文写成的攻击日本的邮件开始出现在神社的网页上。当时，公开表示要在2001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上台成为首相，网络攻击便接连不断发生。

此外，在神社周边发生的事件也非常多。2003年8月一名在神社境内燃烧旭日旗的男性被逮捕。2005年疑似激进派的六名男子在神社附近与警察发生摩擦被逮捕。之后可以看到，东亚籍外国人在此制造事件频繁发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认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再次面临政治的激进化。各种激进政治运动诉求不一，运动形式也不一样，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

在西方，近年来有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反资本主义的街头运动（希腊）、独立运动（苏格兰公投）等。

在中东，旧的权威政治体制解体后，往往是失败国家的降临，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宗教政治运动，甚至恐怖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崛起。在拉丁美洲，由左派或右派政治势力主导的各种激进运动交叉进行。

在亚洲，有香港地区泛民派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反中运动”。泰国长时期的政治抗争尽管以军人再次掌权告一段落，但问题仍然存在。

很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如缅甸和柬埔寨）的政治也在激进化。中国的政治激进化因素，近年来也在急剧增加，只不过政府仍有能力掌控局势。

印度尽管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现代化、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剧烈地改变着其社会经济基础，也面临激进政治的压力。

尽管激进政治花样繁多，但对其组织者来说，本质几乎是一致的——都起始于组织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构想一个政治或者社会乌托邦，并且相信通过动员同样抱有不满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运动方式，可以把乌托邦转型成为现实。

激进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激进政治，可以说它是政治生活的内在部分。不用看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政治运动，光看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就足以看到乌托邦政治所能造成的后果了。

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运动，既包括被称为“左”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包括被视为“右”的“民主化”。

今天的激进政治的后果要到未来才能知道，但看看过去激进政治的结局，或许会得到很多启发，因为历史上的激进政治都有类似的结局。

郑永年认为，可以借用出版不久的三本涉及激进政治的书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本是著名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另两本是反思东欧政权解体后政治状况的著作，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历史的麻烦：道德、革命与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位学者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哈维尔与米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2012年以95岁的高龄去世。《断裂的年代》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集子。他一生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

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学术性历史著作不一样，更多表述的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产主义，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

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能够持续下去，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一个出路。不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表明了苏联式共产主义模式的破灭。另一方面，尽管霍布斯鲍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资产阶级的文化，但他对此非常不满，倾心于平民文化。

但同时，他又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其一直享受着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霍布斯鲍姆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从自身个体政治价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对各种变革进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变得非常具体，展示了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反思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

第二，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使知识分子去构建乌托邦。

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尽管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知识分子。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则曾经是捷克和东欧的风云政治人物，被视为推翻苏联集团和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英雄，尽管他们也曾经是知识分子。

可以把有关他们的这两本书，视为他们对革命之后革命家这个群体的现身说法，也是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宏观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曾经论述革命之后的变化，认为革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和秩序形式变化了，但大部分内容依旧。但是，对革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么流放或者出逃，要么坐牢，要么被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些。

一般的情况是，往日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边是坚持革命理想的职业激进主义者，一边则成了新的掌权者，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不了现状。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革命家。

不过，从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对往日的政治异见者在革命成功之后状况的细述，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对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抗议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暂时光，革命后他们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总理，或者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花瓶中的花，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一切如常。

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抱有幻想，甚至觉得理想已经破灭，因为革命并没有能够为他们带来所希望的变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灭之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情况的确如此。不仅是哈维尔，大多数革命家都会观察到，革命之后的东欧并没有成为他们所想象的国家。尽管激进政治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斥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谓的民主化，只不过意味着政权主体从革命前的权力转型为今天的资本。

革命前的执政者依靠权力来统治，革命后的民主则依靠资本来统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东欧国家不乏极右派政权（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严厉地控制着社会。

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则更扭曲着（实际上是“决定了”）东欧国家国内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驱逐了“民主”的道德。

革命前东欧的政治形式受制于共产主义政治（苏联），而革命后的政治形式则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较之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控制，西方的地缘政治更具欺骗性。尽管西方也讲民主，但其核心是国家利益。东欧国家的政治人物轻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会大力帮助和拯救自己。

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关注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多于东欧的民主，要么已经力不从心。在东欧，革命家不仅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失望，对西方的袖手旁观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说，革命的结果是，“我们把人权宪章换成了信用卡”。这当然是形象的说法。但革命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数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样。

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当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著书的目的还是希望人们秉承道德的力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们的著作既是对革命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革命家的忠告。毕竟，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他们的国家，不仅传播到邻近的东欧国家，也影响到遥远的亚洲。

从东欧的政治变迁中不难体会到，激进主义者需要有现实感，政治不可以过于理想，需要妥协。这也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主义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亚洲正在经历着激进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激进政治具有同样的乌托邦性质。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情况。

第一是地缘政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内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须向第一秩序调适。

从这个角度说，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到其周边的地缘政治要素，忽视了这个要素，内部的发展必然是不现实的。向西方求助只会使激进政治的根基更加虚无缥缈化，东欧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第二是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动员。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实际上是民粹主义。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乌托邦主义者，一直在构建所谓的“认同政治”。

“认同”问题当然存在，但在无限的政治动员下，这种“认同政治”的本质和往日的乌托邦政治或者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大的区别。在认同政治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现泛政治化现象。

实际上，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过专制方式动员还是通过民主方式动员，都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建设制度。

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讨生活”，经济和建设仍然是最主要的。激进政治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满足了理想主义者试验其乌托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理想主义者最终会被原来的支持者所抛弃。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激进主义者多一些现实感，就可以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既可以达到目标，又可以控制出现过多的并不想要的结果，这就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必要的妥协。

不过矛盾在于，如果激进主义者具有现实感，他们也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者了。也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历史还在不断为理想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剧。

尽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想层面看，人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政治永远使人纠结。

事实上，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一个国家机器取代另一个国家机器的强力推进，这样的革命不容犹豫，不容等待，要求拿出拼命的精神，追求百米冲刺的速度。

革命政治观反对“小脚女人”，甚至慢跑也不过瘾，它对国家的政治变迁，主张只争朝夕，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认为不搞激进就没有味道，就没有动员力。

革命政治观欣赏的是政治激情，喜欢开政治快车，时刻寻求政治激变。

革命政治观崇尚激进的政治变迁，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世间事物并不是都如革命一样，只有百米冲刺，只有急剧变化一种形态。

对于进入执政年代的政治发展而言，就其常态性的社会运行而言，更为合适的是采取平稳渐进的方式。

执政政治观不应保持激进化的革命政治变迁观念，而应稳健从容地推动政治发展。

执政政治观对政治发展走渐进化的路径，并非保守、无所作为，而是循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拔苗助长，避免欲速不达，使政治发展治理有方、安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