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右）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韩国首尔会晤。

人民网12月29日电 （李警锐 文小琳）当地时间28日，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与到访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首尔就日军“慰安妇”问题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韩国总统朴槿惠随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安倍以首相的名义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

根据协议，韩国政府将设立援助基金，由日本政府出资，帮助“慰安妇”受害者治愈创伤。尹炳世说，如果日方能切实履行其作出的承诺，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题终结。分析人士指出，表面看，“慰安妇”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日本的诚意令人怀疑。

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 安倍谢罪反省

“‘慰安妇’问题首先是历史问题，这是80年代以来困扰东亚政治、安全与合作非常尖锐的问题。”南京大学教授、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锋表示，历史问题背后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争议采取怎样的政治态度。

长期以来，“慰安妇”问题一直是横在日韩关系间的一道鸿沟，导致两国关系难以破冰。由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分歧严重，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台以来多次拒绝日本提出的举行单独首脑会晤的邀请。

今年11月2日，借中日韩领导人会谈之机，朴槿惠在首尔与安倍进行了各自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同意就尽早解决“慰安妇”问题加快谈判进程。随后，双方于11月11日、12月15日和27日连续举行3次局长级会议。

在此次会谈中，岸田指出“在军方的参与下，伤害了众多女性的名誉，痛感日本的责任”，“安倍晋三作为日本国的首相，将再次向经历了作为“慰安妇”的众多痛苦、给身心都带来难以愈合的伤害的所有人，表明衷心的道歉和反省的心情。”韩联社对此评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也是安倍首次以首相身份表示道歉，而不是沿用往届内阁的表态。

对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的妥协，朱锋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安倍政府急于拉拢韩国，从而强化美国主导下的韩日同盟。美国极力促成日韩之间关系的缓和，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他们的和解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有利。

第二，出于制衡中国的迫切需求，日本要改善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导致安倍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对韩国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

第三，韩国在“慰安妇”问题上一贯采取得体、全面、坚定的斗争行动。韩国收集了详细准确的数据，做了大量的系统工作，取得确凿的证据。这些斗争给日本方面带来很大压力，而且韩国得到了国际社会及舆论支持，促使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

就会谈中岸田的高调表态，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石田米子并不认同。石田米子认为，虽然岸田在发言中提及“日本的责任”和“道歉”，但纵观共识内容并参考安倍政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并不能从中看出日本政府真正的诚意。

韩团体不满“屈辱外交” 拒绝接受协议

这次韩日双方外长会面是年底前两国高官进行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也是今年内关于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最高级别会谈。日本共同社评论称，“慰安妇”问题作为日韩之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年内就解决该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增强。

然而就在外界认为两国关系终于可以因此回归正常之时，28日，韩慰安妇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谴责，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外交勾结”。协议会还指出，韩国政府以日本政府落实协议为前提，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承诺设法解决日本驻韩使馆前“少女像和平碑”问题，避免在国际社会上互相谴责，并批评这是因小失大的“屈辱外交”。

韩联社报道认为，日本提到的“责任”是指法律上的责任还是道义上的责任，并不明确。一名88岁原“慰安妇”说，这份协议“没有为‘慰安妇’受害者着想”，“（我）完全不承认（会谈结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玮认为，韩国民间团体并不接受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一方面安倍只是道歉不是谢罪。另一方面日方明确宣布不是对“慰安妇”进行赔偿，而是一种补偿。

“但是这对韩国政府来说已经能够接受，毕竟这是日方能够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让步。韩国政府不能无视美国的压力继续与日本僵下去。民间的反抗应该还会持续。”冯玮指出。

日本应向全体亚洲人民道歉

在日本对韩国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后，中国外交部也进行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8日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等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中方一贯主张，日方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同时，中国台湾当局同日向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下达指示，向日本政府要求将台湾原“慰安妇”与韩国原慰安妇同等对待并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台方发言人对日方表示，台湾一贯要求日本作出正式的谢罪及赔偿。

石田米子表示，随着日韩共识达成，看似双方“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但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能否让双方国民铭记历史事实，并通过历史教科书、社会教育等方式传递给后世，从这一层面来说，“慰安妇”问题离获得真正解决路途尚远。而如何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受害国“慰安妇”问题更是日本政府应该面对的紧迫课题。

曾代理过中国“慰安妇”案件的律师康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日本政府向韩国受害者道歉并设立基金解决问题，那么也应该对中国受害者如此，不应区别对待。

“中国‘慰安妇’也需要赔偿和道歉，道歉表明你的态度，赔偿表明你的诚意”，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吕超称，“慰安妇”问题也涉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日本应向全体亚洲人民道歉，而不是仅对韩国做出交代。

除了韩国，中国也有很多二战慰安妇受害者。据报道，截至今年10月，中国大陆境内依然健在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有20人了，台湾地区也仅剩4人在世。而在11月，她们之中的张先兔老人也离开了人世。张先兔老人生前一直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曾经多次赴日出庭作证，坚持要讨回公道。

“这启示我们中国在‘慰安妇’问题上，一方面要继续对日本方面不正视历史的行为进行谴责，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迫使日本右翼势力让步。”朱锋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