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建强（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

【偷盗太阳的男人是谁？】

311成了日本的盛大祭日，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村上春树说，在日本365日天天都是祭日。他的《挪威的森林》就是献给死去青春女子的祭文，当然很伤感，很落寂，也很阴翳。但311的祭日，不同于村上的祭日，虽然也伤感，也落寂，也很阴翳。

311的“祭”，无疑带有双重的意味，它既是对在地震和海啸中失去生命的祭，也是对“活着的核电废墟”的祭。一个是对无辜死者的祭，一个是对有意图的人类意志的祭。这里，人的意志最终以废墟的形态出现，固然是对人的一个嘲讽，但问题是废墟废而不死，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仍在不停地排放出核辐射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仍然存在着某种“活着的”意志，并且还发挥着作用。

是什么已经结束？是什么还在开始当中？是神道的神人分离？是佛教的寂灭为乐？是禅宗的无念为宗？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结束，但一切已尽在开始之中。

这里有两个图式：311与911，它们总是每半年轮换而至，一对“孪生兄弟”遭遇的世界性灾难。时间上的接点是偶然，体质上的遗传是必然，311和911，一个是地震海啸带来的核泄漏的不可收拾，一个是自诩文明冲突而遭遇当头棒喝的强弩灰飞。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但也能画出这之间点线面的截图，共通点在于断绝与永续间出了问题。断绝是为了永续，永续是为了再断绝，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把这两点给分割了，于是生出了东西两个祭日。

早在1979年，导演长谷川和彦的电影《偷盗太阳的男人》，讲的就是从东海村核电站偷走核材料制作原子弹的故事。一开始警察厅长官还公开宣称没有任何损失，而山下警部则对此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中学物理老师城户诚在自己家中穿着宇宙服，制作了核爆装置。由中学理科老师编写的这部电影剧本，则在日本311大地震中不幸被言中。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就是日本政府长期“偷盗”的一个结果。

【所谓核电，是否就是一种牺牲体系？】

两年前，因写《靖国问题》而著名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出版《牺牲的体系：福岛与冲绳》（集英社）一书，他在书中说道：为了经济增长这个所谓的共同体利益，就可以任意牺牲一些人而将这个牺牲体系正当化吗？在这位一向批判气十足的教授眼中，如果说靖国问题是用国家祭祀这个“炼金术”升华的话，那么福岛核电站问题则是意图化地在国家体制内制造牺牲者。高桥教授认为，福岛和冲绳，前者暴露出了在推进核能政策中所潜藏的牺牲，后者则显露日美安保体制中的无为牺牲。这位孩提时代在福岛核电站事故警戒区内——富冈町度过的教授，似乎更有资格问责：所谓核电，是否就是一种牺牲体系？一种在其内部和外部都要同时预设死人才能成立的体系？如在日常，需要有因作业而受曝人员的牺牲。如在灾害，需要有敢死队冲锋陷阵的死和周边人的莫名其妙的死。

这样看来，核电是一个没有牺牲者就无法运作的体系。问题是既然有牺牲者，必定就有受益者。那受益者是谁？是东京电力公司？但东电公司说，不是很多人为东京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美丽而着迷吗？但这个美丽从何而来？不就是从最基础的用电而来吗？每年800亿千瓦的电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还是通过我们得以达成。用电量高峰的夏季，东京的用电量是纽约的1.5倍，是伦敦的4倍。没有核电站，何以可能？

于是在美丽富饶的福岛，在距离东京270公里的福岛，在盛产鱼虾和水果的福岛，圈地建造核电站，这是1967年的事情，开始运转是1971年的事情，这更是当时执政党的事情。自民党恰恰是日本54座核电站的“元凶”——决断者和执行者，如果没有自民党政权的“潜在的核保有”这个国策，福岛核电站是不会建设的。

到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为止，不公然诉说的“潜在的核保有”才是到今天为止日本原子能行政看不见的存在基轴。这就令笔者想起《朝日新闻》在核泄漏的半年后发表文章，“正因为是原子弹受害国才更要和平利用原子能发电”，这个所谓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结构，在本质上就是“救赎与复仇”的双重变奏。怎样理解这个“救赎与复仇”？“日本不应保有核武器，但同时日本想制造的话，必须什么时候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制造。这是一种抑止力。”2011年8月16日，担任过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在朝日电视台曾如是说。

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爆炸

【最残酷的是第三种牺牲者】

问题是没有牺牲者的社会，其可能性如何？在伦理层面上，这首先是个康德问题；在政治层面上，这首先是个卢梭问题。从一切为了人的终极人道主义哲学来说，所谓的最高最大就是这个国家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人。执政者的一切理念，执政者的一切言行，都必须是这个最高最大的随影。当国民说，国王够了，我们不需要这个耀眼的阳光，对不起，你国王就必须将这道耀眼的阳光抹去。当国民说，国王够了，我们不需要这满视野的群星，对不起，你国王就必须将这满天星暂时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中。问题是在现实的社会操作中，在现行的政治板块中，国民的最高最大总是被转变成国王的最高最大。

权力被滥用，智慧被扭曲，知性被夸大，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有人成为这个牺牲体系的牺牲品。国王总是会说，耀眼的阳光会给你们带来幸福，满天的星斗会给你们带来梦想。一个幸福一个梦想，就是人赖以生成的全部了，人还有什么祈求呢？最直接的执政者用知性的谎言，编织清洁能源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承诺。我们不断被告知，如果没有核电站，就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就不可能承受电力的大量消耗，就不可能有繁荣可言，当然更不可能有GDP有强的国家实力，而我们——社会的多数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两种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和被迫压后的牺牲者。福岛周边的居民是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因为在启动核电站的时候，他们都投了赞成票，投赞成票的原因是想给他们的荒村带来繁荣带来幸福。福岛“五十勇士”是被迫压后的牺牲者，当时的菅直人首相对东电负责人下死令不许撤退，撤退了就让东电破产。

除了这两种牺牲者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种牺牲者。3月7日的《每日新闻》报道，在福岛核事故当时18岁以下的儿童，有超过160人被确认患上了甲状腺癌。去年10月，冈山大学免疫学教授津田敏秀在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福岛县的青少年甲状腺癌患者发病率比全国高出12—25倍。这些儿童们似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他们说他们仅仅正常使用了东电送来的照明，或者说他们最多玩了必须通电的游戏机而已，就应该遭遇如此的人生厄运？可以说这是牺牲者当中最为不幸的牺牲者了。

日本核电站泄漏后工作人员检查辐射对孩子的影响

这样看来战后日本在追求经济增长以及保持潜在的核武军备平衡上，亲手制作了连自己都感到恐惧的负遗产。照高桥哲哉的说法，这种将某些人的利益建筑在其他人的牺牲之上的牺牲体系，既无法从现代宪法的人权原则上获得正当化，更无法在人道伦理上获得正当化。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了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幕：灾害发生后去福岛灾地视察的首相菅直人，在避难所被一位老太太骂道：“你住在这里试试看，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听说一位美国人听了这句话，受到的冲击比海啸和核辐射还要大。这不是丸山真男所描绘的在国家主义之下的家父社会吗？对国家不敬的人，这个人的家长必须谢罪，其亲属和所在地域的人必须谢罪，他的中小学校老师也必须谢罪。看上去是十分漂亮的无限责任的追究制。但如果再设问：在这个同质的共同体中，究竟是谁，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想知道。骂倒首相的那位老太太，也是这个心相。这位老太太在民主原则下，自主地选择了推进原子能发电的政党，自主地选择了推进原子能发电的地方自治。但是出了事情之后，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究竟何在？这点自觉，这点思考在这位老太太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全体无责任制，是否也是牺牲体制对人的意志的一个还原一个反动？

【从“国破山河在”到“国在山河破”】

好端端的日常一定要来个非日常，战争却也欢笑，地理环境恶劣却也建造活着的废墟。这些看似难解的行为，在政治学者、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那里则表现为“不间断随波逐流的气势，作为从古代到近代贯穿我国历史意识的执拗暗流”。丸山说这就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古层”，仅依靠气势行动，只在乎现在“这个瞬间无差错”，以后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作家兼学者笠井洁在《815和311：战后史的死角》（NHK出版）中就引用了丸山的论述来批判日本欠缺真正的历史意识，说荒凉的原子能乡村最深层之处就是日本式意识形态的泛滥之地。815和311，当然不是并列的存在，但战败的历史结果生出福岛核电站这个活着的废墟，则是不容置疑的。对战败的815没有能真正反省的日本人，在追求所谓“和平与繁荣”的战后社会底部，又撒上了311灾害的种子。这才是日本战后史的死角，这也是造成所谓第二次被原子弹爆击的原因。

老资格的宗教学者山折哲雄则这样说：311还验证了一种文明观的普遍有效，即“无常三原则”的文明观：世上永远的东西一个也没有，有形的东西必将毁灭，活着的人必将死去。为此，所有的政治图式和经济论理的系谱，都应该指向这个人类共通的无常三原则才是。

作家五木宽之说得更为形象：311对日本来说等于第二次战败，如果说第一次战败是“国破山河在”的话，那么第二次战败则是“国在山河破”。

《每日新闻》记者山田孝男，在2014年出版《小泉纯一郎的零核电》（青志社）一书，他在书中披露：从小泉的做法来看，他首先打通的是日本人思维中的逻辑通路，他将日本核电站形象地比喻为“没有厕所的公寓大楼”，大楼是建造起来了，但没有厕所，人最终被憋死。这样的大楼要它干什么？这也就是说在日本这个岛国根本没有核废料的最终处理场所。

这是小泉在参观了芬兰奥尔基洛托岛上的“安克罗”核废料最终处理场后，受到的最大冲击。回国后的小泉在演讲中说，芬兰属于岩磐地质构造。处理场所深挖400米，纵横2公里，工事后成圆形桶状，核废弃物就存放其中。芬兰目前只有4座核电站。今后深埋于此的是其中2座。芬兰没有地震，但最终还要经过极严格的审查，看其岩磐是否渗水。而日本是个地震大国，掘进到一半就会出水是其地质特征，保存10万年的最终处分场所如何打造呢？还有一个问题，放射能无色无味，10万年后的人们如果来到这里，怎么能知道这里深埋了核物质呢？有人说留下文字，但10万后的人能读懂吗？“不能靠近，不能挖掘。”用什么语言表示呢？是英语还是日本语？文字是变化的。如日本语“うまい”原本是“好吃，好事”的表示，而“ヤバイ”则是“不好吃，不好事”的表示，但现在两者趋同了。小泉说连日本语都进入了“ヤバイ时代”，核电为何不能进入废核时代？

【什么是防灾教育的失败？】

日本人还这样反思311。

有1亿人口的国家，在自然灾害中死去了数千人，这是系统错误。但是1亿人中死去100人，这不是系统错误，而是事故了。比如，交通事故“死者为零”显然是个行政指标，为了达到这个指标，于是在马路上设置信号，建造步道桥，划定横道线，设立警示牌等。但是总有人会无视信号过马路，于是发生了车人碰撞，也就是说进入了事故的领域。一旦进入了事故的领域，行政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了。如果要想减少事故的数量，不是行政而是人自身应该做的事情了。

有日本学者说，日本的防灾也进入了这样的领域，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基础的行政主导也暴露出了界限和弊端。建造堤坝，建造水库，建造防沙林，建造各种设施，发布必须逃离的避难布告等。这样的系统，在日本是50年一贯制。应该死数千人的自然灾害，只死100人了，应该说这是绝对不坏的行政系统。但是，人为提高的安全，同时也就提升了人的脆弱性。如想定100年一回的大雨，建造了防潮堤。结果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防潮堤的话，遇上小水害的时候，总有消防队员过来指导工作，划定哪些场所不宜建造房屋等。但建造了防潮堤后，100年概率以下的水害全部被排除在外了。其结果，用小水害积累起来的防灾智慧就渐渐消失了，守卫地域的共同意识也丧失了，终于有一天，超过百年概率的大水灾害，袭击了无防备的住民。

5年前的311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为什么死了2万多人？原因何在？日本人看到了这个问题。如在宫城的三陆地域，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发生了明治三陆海啸，22000人死去，其中田老村（现在宫古市田老）死去1859人。从此之后，日本人在三陆地域想定明治三陆海啸的规模来推进防灾。田老村的防潮堤，在1934年开工，1978年完成，高10米，总长度为2433米，而且建造了两道防潮堤，在日本有“万里长城”之称。

有一次，《不死人的防灾》一书作者片田敏孝访问当地，问老人：大海啸来的话，你还逃吗？老人回答说：明治三陆海啸、昭和海啸这里都遭殃了，但这回有了巨大的防潮堤，应该无事了。片田说：这不行，防潮堤只有10米高，明治三陆海啸是15米高！老人说：你看，这回有两道防潮堤。如果有超越这两道堤坝的海啸来了，我老头也应该死了。后来片田敏孝得知，这位老人死于311的大海啸。片田敏孝认为：死了那么多人，肯定是有很多人没有及时避难。

海啸发生后的2011年3月20日，《朝日新闻》有篇文章提道：日本第一的防潮堤，居民们称呼它为万里长城，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信赖感。防潮堤是安全的象征。因为有防潮堤在，所以来不及逃出或不想逃离的人很多。建造防潮堤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守卫居民的生命。但是，对它过度信赖的居民，反而葬送了性命。这样看来，再怎样的巨大防潮堤，它不但不是想定的本质，而且还使人的防灾意识出奇的低下。这是不是日本防灾教育的失败呢？

作家柳田邦男为此写有《想定外的圈套》（文艺春秋）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建筑灾害为什么反复出现？在日本，钢筋水泥建造物的耐震性问题首次被重视是在1964年的新潟地震。那次地震，使钢筋水泥造的县营住宅横倒，刚建成的昭和大桥也断裂了。但当时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信浓川河口附近的沙盘地势，建筑物自身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及。追究建筑物构造和施工等问题，是在1968年的北海道十胜冲地震的时候。十胜冲地震毁坏了新建的函馆大学，也震坏了青森县学校的钢筋校舍。日本建筑学会开始调查，认为以前的建筑基准法中的设计规准不充分。为此在1971年日本建筑学会改定了钢筋水泥的构造计算基准，指导施工上的注意事项等，取得了成效。311大地震，几乎没有震倒的房屋，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的一个奇迹。

【法理新思维：无法防止核灾是不是罪？】

罪恶当然要清算。但海啸带来的核泄漏是罪恶吗？如果是罪恶，那是谁的罪恶？如果上法庭，那谁应该上法庭？法庭辩论又将如何进行？无疑，日本进入了一个“无法防止核灾是不是罪”的新的法理时代。这是全球还没有过的法理时代。

2月29日，日本检察审查会指派的检察官，针对经营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三名前高层涉业务过失致死罪，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强制起诉。检方律师代表说，不管这次庭审的结果如何，但对于追究核电事故是一个机会，这将是日本史上难度最高的一场官司。日本的法庭将首次出现“无法防止核灾是不是罪”的争辩。东电是否预想过海啸的发生，将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三名前东电的高层将被对公法庭，但祭出“和平与繁荣”大旗，构造出牺牲体系，在这片土地上玩冒险的执政党高官们，能被对公法庭吗？日本人在等待中挑战着日本的核复兴之路。无疑，作为对311的思考，这将是日本社会今后最大的焦点之一。

而海啸引发的七十七银行女川支店（宫城县女川町）12名业务员死亡的诉讼，在最高裁的裁决下已经败诉。但原告的遗族日前在仙台市内举行记者会，说企业是否应该有防灾的指针，如果有，那判断其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判原告败诉，只能引发对实现安全社会的更大担心。在海啸中失去长男的田村孝行说，已经5年了，但银行的法律责任能免除吗？儿子等12人的死，银行没有责任吗？人命最优先的体制，企业究竟如何落实？他说，他继续要走抗争之路。

这样看来，虽然是天灾，日本人却当人祸来反思；虽然是瞬间，日本人却当永恒来探讨。他们的所作所为验证了这样一句话：灾难是造就灵魂的峡谷。那么我们呢？汶川大地震快过去8年了，我们拿出了作为思想的512，拿出了作为历史的512了吗？要说无所用心这就是无所用心，要说思想的无为这就是思想的无为。

日本有一位6岁的小男孩，在灾害发生后向《每日小学生新闻》投稿说：我爸爸是东电的职工，核电的制造当然是东电，但是制造机会的是日本人，不，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所有人。其中我也在，你也在，他也在。发电站之所以要增加是因为日本人到深夜还开着超市，还玩着游戏，还无端地浪费着电气。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以“国”字为奠的祭日里，作为思想的311，其张力究竟何在？在有111座火山、98条活断层带、1年中有感和无感地震达到13万次的国土上，设下54座核电站、6所村核废料处理厂，这无论怎么说都是唯意志论最为霸道的一个表征。

（本文原标题：《一个国家的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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