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去产能和去杠杆：迈过结构调整之槛”分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发表了他对去产能的看法。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领域专家的冯飞表示，要从学术角度而非政策的角度谈这个问题。

在冯飞看来，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在国外都曾出现过，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还有自己的个性原因，首先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问题；其次是市场机制发育不足。因此治理产能过剩必须标本兼治，既要关注当前去产能，又要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磊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国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造成市场信号扭曲。”

在此次分论坛上，来自日本的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认为，日本去产能的经验表明，需要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采取措施，要让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尽快退出市场。此外还需加强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近期重点抓好煤钢去产能

3月20日，在此次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也在主旨演讲中提及，近期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压缩总量、调整结构、转型升级。

产能过剩问题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体也曾出现过。

古贺信行进一步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曾出现过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和就业过剩的现象，也就是人员臃肿。

日本当年的情况与当下中国颇有相似之处。冯飞也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经济之后，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挥之不去，这是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在冯飞看来，经历高速增长，再叠加外部的冲击是各国出现产能过剩的共性原因。

例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是因为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出现超过11%的年均GDP增速，后来再叠加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因素，使得内外需快速收缩，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在冯飞看来，中国的产能过剩也有一些个性的原因。他说：“第一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经济功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对企业，对产业直接干预的程度大了？我看有的专家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地区间的经济竞争，这是经验，同时也是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

原磊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说：“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税收，大量招商引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却很少从市场需求考虑，甚至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另外，政府补贴导致某些行业成本收益信号扭曲，也会带来产品过剩。”

此外，冯飞提及，市场机制的发育不足也是我国面临的个性原因。例如，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导致企业在理性决策上会出现偏差。市场机制的缺陷也会造成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这样一些问题。

“因此，在治理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标本兼治，既关注当前产能过剩的去产能工作，同时也要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冯飞说。

●日本：去产能曾走过弯路

在应对产能过剩上，古贺信行介绍，日本政府最开始把原因简单归结为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所以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图能够让经济重新景气起来。例如，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古贺信行提及，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就业，对一些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进行支持和救助，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日本的企业在去产能和去杠杆这些方面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

在古贺信行看来，让这些僵尸企业名存实亡地继续存在下去，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银行的不良贷款将进一步增加，而且一些健康的企业需要和这些僵尸企业进行竞争，这样的竞争是不平等的，以至于整个日本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经济都被拖累了。

古贺信行介绍，2001年，日本才真正开始积极正视僵尸企业的问题，经济政策重心才从财政刺激转变为结构性的改革，并且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对银行的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叫作产业再生机构。

原磊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韩国、日本都经历过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调整的过程，主要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且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这让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因此，可以说日本经历的‘失去的十年’其实也是日本体制机制转变的十年。”

在原磊看来，我国经济体量大，产能过剩压力严重。

“我国提出从供给侧发力去产能，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体制机制上的转变，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另外就是企业和政府加大技术研发，调整经济结构，完成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原磊说。

经历高速增长，再叠加外部的冲击是各国出现产能过剩的共性原因。在治理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标本兼治，既关注当前产能过剩的去产能工作，同时也要着眼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工信部副部长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