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疲软、经济整体恢复乏力正困扰着日本，不过这没有影响日本政府调整消费税的决心。

日本国会参议院3月31日通过一项税制修改法案，取消了经济不景气时可停止增税的条款，同时正式决定从201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税率上调至10%。

3月23日，日本政府2015年10月以来首次下调经济形势评估，将上个月为止的评估中限指个人消费等方面的“部分疲软迹象”改为“疲软迹象”。量化宽松对经济的刺激已经进入瓶颈期，而不久前“试运行”的财政手段负利率也遭遇市场反感，再加上近来日元的一路走强令日元贬值的调控手段支撑艰难，进退维谷的“安倍经济学”很尴尬。

转向财政刺激

4月5日，美元对日元跌破110关口，这对标榜日元贬值以提振出口的“安倍经济学”来说是一道难关。同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如果判断有必要，会毫不犹豫地加码刺激。

不过，日本可用的刺激手段也十分有限。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刘云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前的“安倍经济学”一直采用货币政策，以量宽的手段刺激经济。今年年初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市场反应并不好。日本央行更是在后来将负利率从理财产品范围中剔除，可以判断基本放弃了这一手段。

“现在虽然日本央行有量宽的能力，但作出决策的可能性更加艰难，量宽的手段已经用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客观环境决定了日本政府在未来采取量宽手段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刘云说。

现在，安倍政府已经将经济的刺激手段从量化宽松模式转向了财政刺激模式。刘云指出，实际上在前两年的“安倍经济学”中，财政刺激也是其中暗含的主线。从效果来看，通过财政预算案的安排一般都能实现一到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因此不排除这一次提前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是为了使经济增长数据更好看。

这里提到的提前大规模施行财政刺激政策是日本新近出台的财政预算案。安倍政府现在的动作是以预算案中的财政补贴刺激消费。刘云说，日本刚刚出台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案，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为96.7218万亿日元，今年下半年还会出台补充预算案，预计刺激消费的总规模要达到5~10万亿日元的规模。上述两个预算首先会集中在9月份之前执行其中的80%，包括发放消费券、完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增设奖学金等各方面的支持。

提税很无奈

提前释放财政预算刺激效果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个人消费持续疲软，这也是日本经济不振的根本问题，毕竟个人消费占到日本经济的六成。

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扣除闰年因素，日本家庭消费同比下跌1.5%。2015年度的个人消费同比下跌1.3%，连续两年下跌。

这一度让提高消费税的时间生变。无论是在日本国内的会议上还是在美国核安全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曾公开表示，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日本将延迟提高消费税。

在3月16日举行的“国际金融经济分析会议”中，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克鲁格曼也认为，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整体会很差，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延迟上调消费税。

刘云坦言，应该看到，安倍通过提高消费税确实实现了日本税收的增加，这对日本的意义很大，但是其后期的冲击也很明显，包括日本的家庭式消费整体处于下滑阶段等恶劣影响。这几年，安倍经济学仍然没能解决工资上涨问题，从今年“春斗”的情况就能预测到，未来工资上涨的可能幅度在不断缩小。

星展银行4月6日的报告指出，虽然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6日，日本的工资增速同比上升至0.9%，为15个月以来最高，但工资数据往往会在后期遭到下修，比如今年1月份的工资增速由初值0.4%下修至0%。

4月6日，日本自民党议员、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山本幸三在该党会议上就低迷的个人消费表示：“仅从数字来看，已发生(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的(严重)事态。”

刘云指出，提高消费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消费下滑，此前历次提高消费税都造成了消费的下跌。2014年“安倍经济学”首次提高消费税就产生了两个效果，一个是提前的突击消费，也就是2014年4月份前一个季度经济增长数据非常漂亮；第二个效果就是此后的经济增长大滑坡，可以看到提高消费税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

不过，面对税收减少的情况，日本政府要确保财政收入来源，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提高消费税。虽然这样将导致抑制消费，但由于经济疲软，日本政府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