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网日前撰文称，日本一直自诩为全亚洲最富裕最民主的国家，然而，这一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度，最近却被戴上了一顶不太好看也不好听的帽子——两大国际组织日前相继发声，批评日本新闻自由严重倒退。

文章指出，一个是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他在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后指出，日本媒体独立性的发展趋势“十分令人担忧”。另外一个声音则来自总部位于巴黎的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

据其报告显示，日本媒体的自由状况比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还差。在180个国家中，日本排在第72位，比去年再下滑11位。而在六年前，日本还排在第11位。

文章称，日本的新闻自由就像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细心的人会发现，日本新闻自由退步的时间，与安倍执政的时间基本上重合，让人不禁将罪魁祸首联想到安倍的身上。

毫无疑问，安倍政府对新闻界的钳制与打压，正是造成日本新闻自由倒退的首要原因。自从安倍2012年再次上台以来，他的内阁就开始针对整个日本媒体界进行整肃，不断挤压日本新闻自由的空间。

文章分析指出，首先是利用执政的优势，动用公权力干涉新闻自由。两年前，安倍政府推出国家秘密保护法案，在该法案下，如果新闻从业者询问被归为“国家秘密”的情报，将被关押5年，即使他们没意识到这一点也会遭遇牢狱之灾;

前不久，主管通讯事业的日本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又多次强调，日本国内一些电视台批判安倍政权的言论是“违反该国《放送法》第4条”，并声称“不排除停止电视台电波使用权的可能”，由此引发了“禁波”。

其次是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动用自民党力量干涉新闻自由。最近日本自民党就有人跳出来，提议修改宪法，允许政府限制那些“有损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言论”。去年6月，自民党成员还敦促政府惩罚那些批评政府的新闻机构，而且向企业施压不要向这些媒体投放广告。

最后是利用右翼团体的力量，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手打压反对声音，一手扶植亲信力量。

2014年9月，《朝日新闻》因“慰安妇报道”和“吉田调查书”遭到日本保守派媒体围攻;2015年10月，前朝日新闻记者植村隆因受到日本右翼的投诉、骚扰而被迫中止在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的教学。

文章还称，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安倍不忘采取怀柔政策，在日本新闻界大肆培养、安插亲信。比如，安倍的好友、保守派商人籾井胜人即在2014年成为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公司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会长，此举被认为大大影响了该机构的报道中立性。

虽然说，安倍政府应该对日本新闻自由萎缩负主要责任，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新闻自由落到现在这步境地，日本新闻界以及日本民众也应多加反省。

比如，随着安倍政府对日本新闻界控制的加剧，造成多数新闻从业人员“敢怒不敢言”，导致批评声音越来越少，“政治正确”、随波逐流的越来越多。毕竟，如果突破了政府划定的所谓新闻自由的圈圈，很有可能落得一个轻则卷铺盖走人，重则锒铛入狱的结局。

因此，从保护自身的角度考虑，只能尽量规避风险，从而导致新闻界对政府干预的抵制力量微乎其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也认为：日本媒体如果能齐心协力，保持自身独立性，原本是可以轻松抵制政府影响力的。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

此外，身处“娱乐至死”的时代，如今的人们，更多地关注明星劈腿、小三上位，却很少意识到获得新闻的渠道正在越来越少，很少意识到客观报道的来源正在日益萎缩。因此，日本民众对政治的逐渐远离、对新闻自由的漠视，也可以说是日本新闻自由度倒退的一个因素。

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强政权、弱媒体”的状态。尽管从排名来看，日本媒体的报道自由还处于亚洲前列，如果结合社会现实来看的话，日本沦入“万马齐喑”的境地，恐怕也是不再遥远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