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之本质：既担心中国崛起，又想“搭便车”）

2016年4月30日，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资料

今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指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不断地声称要改善中日关系，但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做法。

上周，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中国，以期改善日渐下行的中日关系。离开中国后，岸田文雄展开的亚洲之行足以体现王毅归纳的这一特征：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强调要推进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加强双边各层面的合作，但在访问东南亚国家中又不断提及南海问题，呼吁东盟团结一致确立法治，表现出牵制中国的一面。

日本对华政策的矛盾性让人难以识别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于是，王毅外长会见岸田时只能引用中国古语：“听其言，观其行。”这反映了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困境，且这种状况今后将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

中日冲突不符合日本利益

2006年，中日首脑达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意向，但此后在推进该战略互惠关系中始终龃龉不断，甚至因“购岛”事件致使中日关系降至谷底。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矛盾交织，双方始终未能找到共处共存的有效方式。

2012年，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重新上台执政，开启了日本推进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的进程，其对华政策也在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调整中逐步体现并趋于稳定。那就是，重视发展与邻国中国的关系，但也要防范崛起的中国对日本产生的不利影响；协调好接触与防范这对看似矛盾的关系，确立中日关系新的平衡，作为日本政府主推的对华政策内涵。

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发展需要，以及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和影响国际事务能力的上升，这要求日本必须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议题。具体表现为：

第一，经济依存性需要中日合作。 发展至今，中日两国早已成为经济上互有需要、利益共享的重要合作伙伴。安倍经济学实施多年成效备受质疑，中国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突出，近年来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爆买对其经济贡献度功不可没。

中日经贸结构竞争性突出的情况下，双方在互补性领域的合作空间在扩大。未来，金融、节能环保、观光、防灾对策和少子老龄化五方面的合作重点，将实现中日经贸关系的转型升级。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对象国。随着中国未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也会增大。

第二，国际事务应对需要中日协调。 作为地区性强国和全球性大国，中国影响地区、全球事务的能力不断上升。从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到非洲，都有中国参与危机化解的身影。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寄予高度肯定。

安倍政府高举积极和平主义大旗，极为注重国际事务参与度和国际贡献力，其中国际协调作为践行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方式。日本认识到中国的参与是有效应对地区国际事务的关键，只有积极加强与中国在各种议题上的协调，才能促进议题的管控或解决。此次，外相岸田文雄会见王毅外长主动提出，双方可以在朝鲜问题、联合国、中东反恐三方面加强协作。

第三，诸多矛盾分歧需要中日妥善处理。 日本始终强调，中日两国对地区、国际和平与稳定负有共同的责任。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国民，对亚太地区和平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会在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通过各种对话发展中日关系。

当前，中日之间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东海、南海、历史认识、国民感情、台湾问题等，这些问题的交织致使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如果两国不能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中日发生偶发性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这要求日本必须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极拓展与中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领域与水平，避免中日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反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显然还不太适应。

面对中国崛起，日本内心很矛盾

在全球权力结构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力量相对弱化，中国力量急剧上升，中日经济实力出现反转的大背景下，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转型，体现在亚太地区，就是战后美日主导的地区秩序遭遇中国崛起的冲击。日本政府对中国内政外交行为的解读与判断，促使其对华政策发生重大的调整。

首先，中国海洋活动的活跃成为日本担忧的事项。 在日本看来，近年来中国舰机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区域活动范围与频率扩大；在海洋维权行动中更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及进出西太平洋进行常态化军事演练，并扩大至包括日本北方的区域。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感觉其领土主权和周边安全受到了挑战。

其次，中国军事能力发展打破东亚地区力量平衡。 多年来，日本附和西方指责中国军事透明度不高，表现为中国高水平的军费增长、非对称军事能力强化、军事目标不明确、安全透明性不充分。日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

中国的军力发展正在打破美日战后确立起的东亚力量平衡，双方正展开一场地区主导权之争。日本战略界建言，日本必须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并通过双边、多边方式拓展地区安全伙伴关系网络，以制衡中国军事能力的上升。

最后，中日还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之争。 日本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国家，前些年通过在中国周边构筑“自由繁荣之弧”，在国际社会推行价值观外交，拉拢与其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妄图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建立起相对于中国的政治优势。

因此，从内心上讲，日本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矛盾的。它希望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够让日本持续获益，但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它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为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但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颠覆美日主导下的地区安全架构；它希望中国能够发展为一个和平、繁荣的大国，但又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试图恢复古代的朝贡体系，日本则要臣服于这种体系之下。这也就反映至当前日本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之中。

然而，日本也很清楚，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如何既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又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恐怕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的关键。 因此，在日本看来，一面在经济、国际事务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一面在政治上防范中国，这两者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中日关系“新常态”：亲华派政客不再

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日本采用较为负面的方式解读中国，从而在外交安保政策上偏向了对华极为防范的一面。安倍政府时期，这种防范更是逐渐由防御性向进攻性转变。

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老一代政治家关心、理解和帮助中国发展并融入国际体系不同，随着日本经历两个“失去的十年”和日本政治社会趋于内向、保守化之后，现在的日本政客面对中国未来发展和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新老问题时，极力地将中国推向日本的对立面，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

未来，这种状况或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也决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限度。中日双方都必须为应对这种新常态而寻求新的共存方式，但日本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接触与防范政策之间的协调张力问题，过度的进攻性防范只会抵消接触带来的政策红利，只会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

（束必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