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天任（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冰眼看日本》等。）

官员的“假公济私”在任何文明社会中本质上都是不容许的。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社会都要惩罚假公济私的官员，当然在实际操作时有种种实际考虑，不同社会对“假公济私”的处理并不一样，实际上反应出那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容忍度。

日本首都东京都有1350万居民，2013年的GDP大约是9000亿美元，占日本全国GDP的大约1/6，预算规模700亿美元，如果单就经济规模来说名列全球城市第一，就是和别的国家相比也能排进全球第15名左右，在韩国墨西哥之后，印尼荷兰之前。

如果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老大带了20个人出国，坐了头等舱，住了总统套间，周末坐公车回自己在100公里以外的别墅，一般说来应该不是一件什么很大的事吧？

但在日本就成了一件事，现在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就被这些事弄得焦头烂额，摊开报纸就是这事，打开电视还是这事。

舛添要一原来是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在上世纪末因为鼓吹政治改革和批判官僚而名声鹊起进入政界成了自民党参议员，曾经在连续在第一次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劳动大臣，在选民中也曾经很有人气，有段时间都有人在讨论他能不能成为自民党总裁。但他在根子上还只是一个学者，缺乏政治经验、政治感觉和政治人脉，在自民党输掉2009年大选成为在野党之后判断错误又选择了最坏的时机脱离自民党去企图组建新党，到最后既没有能够在政坛掀起波澜，反而被自民党认为是背叛者，最后丢掉了参议员的议席。

舛添要一

2014年2月，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因为有5000万日元（当时约合250万人民币）的债务没有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记载而被迫辞职，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自民党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候选人参选，再三权衡之后采取了支持“叛徒”舛添要一的方针，舛添要一从而得以当选，但是他和自民党之间那层说不清楚的尴尬始终没有融化，所以也有喜欢阴谋论的人把这次舛添要一面临的政治危机解释为是自民党在释放舛添要一只有一个任期，不会竞选连任的信号。

这次一开始是《周刊文春》杂志在4月21日提出了舛添出国访问时带了20多个人随行，坐了头等舱，住了总统套间以及每个周末要坐公车去别墅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基本上还是属于过于奢侈，不够节约的范畴，只要今后注意收敛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政治生命。

但是5月11日的《周刊文春》又点出了舛添要一在政治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说他从政治资金中开支了他私人以及家属的餐饮费和酒店住宿费用，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仅是形象问题了，因为政治资金是由“政治资金规正法”监管的，牵涉到了“犯罪”，如果定罪的话最高甚至能够处以五年以下的徒刑。

舛添要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5月12日晚上在富士卫视的《Prime News》节目中出镜解释这些问题，答应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中解释这些问题，在13日举行的记者会中，舛添要一承认了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不实记载了家人的酒店住宿费及私人餐饮费总计455505日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

说凭良心这些钱似乎应该不算什么大事，但“良心”这个字牵涉到良心的生产地问题，在日本金额或者数量本身还真不是事，只要犯了事就是事。

不管是不是有人在搞阴谋，反正是事情给弄出来了，而且这个《周刊文春》干爆料有一个分三批，一次更比一次狠的传统，不知道以后还会扯出一些什么问题出来，总之舛添要一的处境现在很糟糕。

中文里经常用“爆料”这个字，日文用的是外来语“スクープ”（scoop，独家报道），因为在日本牵涉到对政治资金方面的新闻不能叫“爆料”，因为东西都是摆在台面上的，看是不是有人去认真查。

如何保证为政者清廉的问题是全世界共通的题目，日本的为政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行政官员，也称官僚，另一类是通过选举选拔出来的行政长官和议员，也称为政治家。

对于官僚的监控比较容易，日本公务员不能有除租税收入之外的非工资收入，同时崇高的社会地位、稳定的收入以及退休后继续高收入保障的前景使得贪污犯罪的成本太高，贪腐不是一般官僚的选择。

困难的是对那些由选举而来的政治家的监管。“金权政治”这个词的英文是“Plutocracy”，起源于古希腊，这个起源就似乎可以说明“民主主义”和金钱的关系古老到了什么程度。最悲观的观点甚至认为民主主义政治就一定伴随着金权政治，因为选举运动一定需要金钱，候选人如果不是像美国的特朗普那么有钱的话就只能去搞众筹募捐，也就是寻求“政治献金”，前一种情况会造成只有大富翁才能参与政治，而后一种情况就会产生献金之人会不会要求回报的问题。

还没有哪个国家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相比之下日本可以算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日本的方法是首先严格规定各种选举经费的上限，不准超过。其次是设立“政党助成金”，从税收中按照全国每人250日元（大约14人民币）的总额拨出钱来按照各政党在国会中所占议席分配以减少政治家对政治献金的需求，最后就是对政治资金实行严格而透明的监控。

在日本，支援某政党或者某个特定政治家的政治团体每年都要提出一份“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这是一份会计报表，政治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都要写清楚，虚报和瞒报都是犯罪行为，经济往来要附上发票，1万日元以上的金额全要。

这些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不问国籍、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在总务省的网页上确认和阅读这些收支报告书，在缴纳了一定事务处理费用之后还可以得到所有发票的纸质复印件或者CD-ROM或者DVD，这样政治家的账目就公开了。

首先在政治资金的收入方面就受到了监视。经常能看到传媒在报道哪位政治家接受了某种可疑的政治献金，然后那位就会出来说明情况，最后一句肯定是：“没有帮他取得经济上的利益”，2011年，民主党前代表，当时的外相的前原诚司曾经有过一个“接受在日韩国人的政治资金”的丑闻就是这样查出来的，实际上按照前原诚司的说明来说那是一位邻居老太太，从小就认识，但不知道她是韩国国籍，老太太每年捐给他5万，5年总共25万日元，反正前原诚司只能辞去外相的职务。

前原诚司辞职

2014年一个“号泣会见”的词红透了全日本，有一个叫野野村龙太郎的兵库县议员被人发现在2013一年365天中居然报销了195次出差，旅费高达300万日元（大约16万人民币左右），这部分差旅费支出是算在“政治活动费”中，旅差费可以不要发票，但是需要注明目的地、时间的明细。首先一年出差195次就不自然，而且居然还乘上了因为那天的气象原因而停开了的快车。结果在记者会见时被传媒一问一急野野村就痛哭流涕，嚎啕大哭，这个难得见的画面立即传遍全国。到了后来司法介入，再查下去就更多了，现在一审的结果是面临3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当然贪污的1800万日元加上90万利息已经全额退赔了。

野野村龙太郎

民主党有一位叫大岛九州男的参议员也栽在了查账上面。他有个坑爹的熊孩子在东京当消防员，没事喜欢在脸书上晒美食，让人盯上了。别人把他老爸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的发票全部弄出来，和脸书晒美食的照片一张一张对日子，结果发票中那些日子的全有，还就是脸书里说的那家店，不要说结论就是：他儿子吃喝的钱全是在他老爹的政治资金里开支的，后来的细查还查出来了在同志酒吧里的开销。

这次的舛添要一也是这样，附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里的发票被《周刊文春》一张一张认真调查了。比如在他的账目里找出了这么两张发票，说2013年和2014年两年的元旦在千叶县木更津市的一家温泉酒店开了两次会议，一次用了大概24.8万日元，一次用了大概13.3万日元。那家酒店倒是提供“会议”服务，但是收费标准是连茶水在内每人500日元，日本的元旦是相当于中国春节的阖家团圆的重要节日，在这种日子里连续两年动员几十个人去开会太不合常理。明显是把私人假日温泉旅行的发票塞进来了，要证明那几天舛添要一的家属是否住进了这家酒店也不难，所以无法抵赖，现在舛添要一对这件事的解释是：“确实家人住在酒店里，但是会也开了，就在住的房间里开的，所以就把发票报了账”，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公私不分”，允诺退还这部分金额。

现在舛添要一知事的这件事最后会发酵到什么程度还不好预料，但光辉形象是全毁了。查发票的结果是连理发、家人吃回转寿司这种“鼻屎”样的小钱发票都塞进了政治资金的开支，他的前妻、自民党参议员片山五月不失时机地出来补了一刀：“一直就喜欢贪小便宜，到现在也改不了。”

在日本，从制度上来说就是这种小便宜就也是不可以贪的。虽然谷歌的人工智能下围棋已经战胜一流选手，但似乎还不能自动判断政治家们政治资金的进出是否合理，还需要人工进行调查推理和判断。但是只要下功夫找就能把不该贪的小便宜都找出来，更不要说其他了，所以政治家们的行事会越来越谨慎。

从田中角荣之后，日本人对“政治和金钱”的问题非常敏感，给政治家制造了大量障碍以阻止他们敛钱，虽然现在还时有这种问题出现，但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牵涉到的数目在其他国家人看来几乎接近于可笑。而在另一方面都有人开始怀疑现在是不是把政治家们太逼入死角了，因为近年来不少人开始怀念田中角荣以及那个时代，怀念田中角荣的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这些正好是现在日本政治家最缺少的东西。

但这些人在怀念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所有那些能力都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而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聚敛这么多钱财了。

（本文原标题：《不乖就查他发票》）

…………………………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