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市场,天价房、高杠杆、地王等新闻层出不穷,难免令人联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楼市。
野村就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的日本进行了对比,并指出,尽管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土地买方是开发商,而且如果中国采取相应措施,仍然可以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相似之处
•人口增速放缓
1980-1990年,日本总人口增速从0.78%下滑至0.33%。
2005-2015年,中国总人口增速则从0.59%降至0.41%。
•劳动力(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触及顶峰
1992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为70%,达到巅峰。
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同样达到巅峰,为75%。2015年则降至73%。
•家庭杠杆率健康发展
1990年的日本,贷款占GDP比重为76%,杠杆(总资产/净资产)为1.1倍,家庭储蓄率(家庭净储蓄增长/可支配收入)为13.5%,未偿还房贷占GDP的19.8%。
如今的中国状态更好:2015年中期,贷款占GDP比重为37%;2014年,杠杆为1.1倍,家庭储蓄率为16.1%;2015年,未偿还房贷占GDP的21.0%。
•M2高速增长,流动性充足
1986-1990年,日本M2的复合年增长率逾10.5%,马歇尔K值(M2/GDP)的离差也高于趋势线,流动性充足。
2011-2015年,中国M2的复合年增长率逾13.1%,马歇尔K值同样高于趋势线,流动性非常充足。
•债市自由度与利率自由度
20世纪80年代,日本即完成债市与利率市场自由化。
2015年10月,中国央行宣布取消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这标志着中国完成利率自由化进程。然而,具体操作仍遵循央行指引。债市同样完成自由化进程,尤其是2015年,中国允许开发商发行国内公司债券。
显著差异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存在发展空间
1980-199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仅从76.2%提升至77.3%。而中国从2005-2015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从43.0%增至55.9%,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水平仍然较低,且有很大上升空间。中国社科院预计到2020年,这一水平应达到60%,这将为城市房屋带来大量需求。
•中国政府控制土地供给
在日本,土地私有,政府无法通过控制土地买卖以调节供需。
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通过这种途径避免地价的剧烈变动。
•土地买方不同
在日本,土地买方主要是企业(有投资需求和较高的杠杆率),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大幅增加杠杆(从1980年的19%到47%),成为土地最大买方,将土地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品。当地价走低时,抵押品显著贬值,于是企业疯狂卖地。
而中国的土地买方主要是开发商(开发土地并以低杠杆率出售),野村认为这是中日之间差别的关键。
•产权政策的差别
为避免市场过热,中国的产权政策十分严格,并且在不同的城市采取不同政策,例如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
开发商融资的主要渠道并非银行,2010年以来,未偿还的房地产贷款占未偿还贷款总量仅6%-7%。
政府规定首付比例不得低于20%,在一线城市及第二套房的购买中,首付比例更高。
•非金融机构参与度
中国的非金融机构杠杆率更低,而且在房地产市场中参与率更低。
•中国利率的高水平且变化缓慢
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的利率从5.0%骤降至2.5%,并在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间迅速回升至6.0%。急速且大幅度的利率变化导致了流动性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
而中国的利率从2011年到2016年仅从6.56%降至4.35%(仍处于高利率水平),这种谨慎而温和的变化,提供了更稳定的金融环境。
•资本开放和货币国际化速度
根据三元悖论,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不可能同时实现。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过快地实现了日元国际化,这导致日元的剧烈波动(美元/日元从1985年的251跌至1987年的124),以及之后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中国则选择了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因此,资本无法在金融体系内外自由流动。
是否会重蹈覆辙?
尽管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资产价格急速增长,但野村认为,如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中国就可以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放开二孩政策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是从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的“泡沫经济学”中得出的结论。
2015年,中国的出生率降至1.24%,若进一步放开二孩政策,有利于维持劳动力人口水平及长期资产需求。
•继续鼓励市场整合;防止非开发商投机(如高价土地投标)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比较分散,2015年,二十大开发商的市场份额仅占总销量的14.7%,占总销售额的23.1%;2014年,日本十大开发商的市场份额则占公寓总销量的40%。小型开发商或非开发商的专业性往往较低,市场整合不仅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还有利于降低杠杆与开发商的借贷成本。
非开发商进入市场投机将抬高市场杠杆并增加对房价的依赖。
•区分过热市场与去库存
在过热市场中增加土地供给以平衡供给,并降低地价。地价高涨不仅会使开发商在地价降低时无力抵抗,还会压缩其潜在的利润边际。政府应当鼓励人口涌入三线城市,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去库存。
•采取相对谨慎的货币政策
避免货币供给或利率剧烈波动,若政策从宽松迅速转为紧缩,可能会导致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杠杆过度化。2015年初、2016年末,一线城市的首付贷款有所增多,野村认为,在过度杠杆借贷的投机者出现之前,有必要打击首付贷行为。
•在过热市场中引入低税率的房产税
发达国家广泛应用房产税以抑制房地产过热的现象。近期,仅上海和重庆以相对低的税率试征房产税。中国可以首先在过热的市场中以低税率开征房产税,并逐步推广。
•监管开发商杠杆,避免杠杆过高
2015年起,中国允许开发商发行国内公司债券,这有利于降低大型开发商的总借贷成本。但如果监管不够,这同样会带来开发商过度杠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