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傅高义，很多读者会马上想到他所著的《邓小平时代》。这位著名的汉学家、东亚研究专家，是美国少有的有着东亚问题全局视野的学者，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了解。傅高义是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出版过《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朴正熙时代》等名作。

《日本第一》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9年。美国二战后彻底取代了英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还进一步借助马歇尔计划以及在亚洲许多国家的驻军及支援政策，强化了经济霸权。而在美国国内，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几任总统都积极推行政府扩张和社会福利计划；加之美国二战战时科研动员体系在战后转向民用，极大的推动多学科多产业领域上演技术革命——这些转化为二战战后，美国经济长达近三十年的连续高速增长。

但日本和联邦德国二战后的崛起速度也足够惊艳。日本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在1970年代末期已经隐隐成为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一大增长极。美国资本、产业等社会各界对此感到震惊，迫切的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机制，促成了日本实现了比美国还要迅速的增长崛起。特别是在1970年代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严重困难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的活力、日本体制的独特性，对于欧美公众具有很强的神秘性和吸引力，迫切需要专家学者给出权威的解读。

傅高义长期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有着深刻了解。这本《日本第一》的直观意义，就是向当时的美国读者解释日本“为什么能”。

虽然这本书写成出版，距今已有30多年历史。在这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剧变，日本经济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走向低谷，不仅终止了持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面临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问题，找不到可行的转型提升路径和动力。被概括为日本模式、东亚模式的一些经验和机制，恰恰成为了妨碍日本脱困的障碍，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试图以或和缓或激烈的方式推动改革，却仍然受困巨大的阻力。最新版本的“安倍经济学”的推行效果也相当一般。

言归正传，《日本第一》这样一本目的在于总结日本发展经验的作品，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书作者傅高义在此书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日本这些年来发展受困，但仍拥有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部分优势。比如日本的收入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更为均衡，贫富差距较小；日本医疗保健十分普及，而且价格合理；日本国内犯罪率较低、污染水平也不高；日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比起美国同行更是高出了一大截。

实际上，日本发展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最具现实借鉴意义的是，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遏制了环境污染态势。而日本产业界对于海外竞争对手动态、行业信息、新科技革命信号密切关注，日本企业内的学习机制完善，日本上班族通过专业文献、报刊、教育电视等方式加紧学习，正是有赖于这方面的优势，才使得日本的各大企业在经济停滞时期依然保持了对新科技革命潮流的稳步跟进，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研究应用也形成了鲜明特色。

日式企业相比美式企业、欧洲企业，特征非常明显，员工忠诚度高，尽管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变革，但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企业注重长期雇佣，企业投资于职工技能培养，就不必过度担忧职工跳槽以造成培训成本损失的风险。日本是较早步入老龄化的工业化国家，企业普遍施行对退休员工的延聘，这等于延长了职业经验的应用周期，增加了职业技能培养成本的效益转化，当然，此举的确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本企业的创新动力。

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要显著低于美国、英国等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教育等基本公共产品的覆盖水平、供给水平，差异总体上也不大。虽然我们不能贸然断定系数更低的贫富差距，都来源于教育公平（肯定有其他因素存在），但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傅高义在书中介绍的日本在其国内推进教育公平的政策经验，不仅对于1970年代或现在的美国有借鉴意义，对于中国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的日本教育经验还包括，同等注重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养，学校既提供理财教育，也进行劳动训练，使得学生了解基本的理财知识，不会歧视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