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同时听到关于野岛刚先生（以下略去敬称“先生”二字）的两条消息：一是他从工作了24年的《朝日新闻》辞职了，他从此可以作为独立作家，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二是他的新书《被误解的日本人》通过上海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在这之前，野岛刚在中国出版过的两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与《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都得到相当的好评。

与主要讲述和考证中国历史文化的前两本书不同，《被误解的日本人》是过去二年时间里，野岛刚对于日本的社会现象、生活日常、国民性，以及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记录、剖析与思考的一本文集。

作为整本文集的开场白，在首篇《被中国人误解的日本人》一文中，野岛刚写：

“中日间误解的种子实在太多。何况，相比花了一千五百年潜心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不过短短百年，误解之多也是必然。”

野岛刚在书中写的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出生的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金先生曾经的一次演讲，主题是《海外的日本研究》。在这篇演讲中，唐纳德先生说：“海外（这儿主要指欧美等国家）的日本研究，大体上只有四百来年。而朝鲜与中国，虽然和日本有数千年交往，但是，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没想过要研究日本。虽然有人学日语，且中国的历代史书上，都必定有与日本相关的记载，但是，那些记载，几百年不变，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一言堂式的记录，几乎没有使用过日本的资料记载。”因此，唐纳德·金先生说：“可以认为没有真正的日本研究。”

今年94岁的唐纳德·金先生是日本研究大家，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文学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人。1938年唐纳德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并碰巧与一位祖籍广东的李姓中国学生邻座，因为跟李同学的交好，令唐纳德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甚至还跟着李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中文。

正因为唐纳德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兴趣，所以，不久之后他便被他另外的朋友拉去学了日文。始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唐纳德最终走上了日本研究之路——现在看来，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理由。但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而言，这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如果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首先一定要学好日语。唐纳德说：“理由是当时的美国人已经知道了：日本学者非常优秀。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学，美国人认为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做得更好。所以，如果想在美国研究中国，无论如何也必须学好日语，必须阅读日本人写的东西。”

因此，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日语二年级的唐纳德，拿到的一本名为《Elementary Japanese for college students》（大学生日本语基础）的教科书，完全是一本以日文阅读为主、无关日语会话的教科书。既然学习日语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懂日本人写的中国研究资料，所以日语会话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只要能看懂日语就可以了——这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这种想法自然反应出当时的美国也同样有轻视日本文化之嫌，但也从中折射出日本人在中国研究上所下的功夫。而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一拨又一拨的日本人，在前赴后继地潜心研究中国。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自不必说，就是现代，虽然中国的社会构造或某种流行趋势，并不吸引普通日本市民或是日本年轻人，但是这也并不妨碍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们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城乡社会等各方面的持续关注，并因此汇聚整理出丰富的、且从未断层的中国研究资料。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么一句话：不仅仅是过去，就是未来中国人想要寻找现代中国的完整历史，依旧要借助于当下日本学者们的中国研究。

而中国，过去对于日本基本是没有任何研究兴趣的。所以，历史上虽然有日本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进行现场学习现场调研，但中国派遣到日本的人，都并非现场调研学习，而是去送货上门——去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仍然是为日本人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所以，通常所说“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之类的话，是非常不确切的。正确的说法，是“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出文化源远流长”。这种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拔高了中国人面对日本人时的视线。从古至今，即使是个没念多少书的中国人，说起日本都会开口闭口来几句“小日本”——虽然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来说，并不算一个小国，但中国人从上至下对于日本有一种俯视感，且即使近现代中日两国间的文化输出流向早已经逆转，但中国人这种俯视日本的姿态却从未改变。

资料图：遣隋使行程路线图

这一点，看看当下中国媒体对于日本的报道也可一目了然。虽然在新闻报道里，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感叹日本的干净、赞赏日本人的细节服务、匠人精神，甚至中国企业为发誓要开发出世界一流的电饭煲、煮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还会由政府官员上门去邀请日本一家街头食堂的煮饭仙人……如此种种，不能不说现在的中国已经相当放下身段，在认真挖掘日本的好，要努力向曾经的学生学习；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尽管早已丢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却依旧能够对被自己早已抛弃的事物深感自豪：

说起日本的樱花：过去曾经是“我们的！我们的！！”——那是起源于中国的；

说起日本的茶道：过去也曾经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也是起源于中国的；

说起日本的汉字：从过去到现在，那更是“我们的！我们的！！”——没有中国的汉字，“小日本”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呢！说起来真是“好自豪”；

甚至中国的文人们来了日本，去京都和奈良看了看，回国就热泪盈眶写文章“在日本看到了唐朝”——中国人面对日本时的优越感，还真是充满悲壮：明明看到的是日本人的京都与奈良好吗！但中国人偏偏要“梦回唐朝”。潜意识里，依旧认为那也是“我们的！我们的！！”。

这种所有的“曾经是我们的我们的”的优越意识，是造成中日文化隔阂、中日认识误区的根源。例如说：

日本的樱花虽然源于中国，但现如今在日本潮水一般漫天遍野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重新嫁接培植的“染井吉野樱”，是典型的日本人工樱花，与发源地的樱花全无血缘关系；

而日本的茶，虽然源于中国，但“茶道”二字的由来，却是源自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与“武士道”。中国人虽然可以说“茶源于中国”，但却不可以说“茶道源于中国”。因为即使在千利休的时代，日日精进地追求“禅茶一味”，也都还没有“茶道”的说法；

至于说日本的汉字，不错，日本人使用的汉字是源自中国的，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现代中国人使用的现代中文词汇，有多少是源自日本人的“和制汉语”？当下网络上流行的“职场、达人、人气、攻略”这类词，都是现代从日本流行文化中引入到中国的“和制汉语”；更不用说日本明治这一段“和制汉语”大量产生的时期了。包括天天在喊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二字，也是由日本学者福沢諭吉从“people”翻译而成的；至于“共和”二字，则是江户末期的汉学家大槻盤渓依据“西周共和”的历史，译自荷兰语“republiek”。亚洲后来出现“人民共和国”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现象，且不说思想上的传播，单是词汇上的贡献，日本人也功不可没。

资料图：和制汉语

因此，当现代随着中日两国在文化地位上的逆转，在经历了漫长的“日本研究冷”之后，现在的中国终于兴起了“日本研究热”。但对于当下的这种“日本研究热”，野岛刚在书中直言不讳地予以了批判，说：

“如今，中国的街头巷尾的确也充斥着不少有关日本人的书籍或论著。但这些文字并非出自于对希望深入理解日本这一整体的好奇心，而是期待着挖掘一个‘奇特的日本’、‘不可思议的日本’、‘超乎想象的日本’。这算是东方主义视角在亚洲的一种变形。”

而对于这种“变形”的日本研究热，野岛刚认为：“可以溯源至文化上的歧视观念。换言之，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还是觉得‘日本固然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到底不多’。”因此，尽管“中国人从不避讳对‘日本的科学技术’的肯定和尊敬，也常常表示要学习日本。但至于日本人的文化或思想，向日本人学习的姿态还是有所欠缺的”。

而要消除这种“变形”的日本研究热，最根本的还是要首先消除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误区。虽然历史上日本曾经向中国学习，但是在上千年的岁月洗礼中，古代中国传入日本的传统文化，早已经脱离中国血缘，成为日本人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伴随“和制汉语”一起，开始反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对于现代日本，在文化上甚至思想上，早已失去俯视的优势。当然，中国对于日本，固然不必仰视，但起码应该抛弃一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与日本能够互相平视。日本不是大中华文化的支流，而是独立存在于世的另一体系的和文化。就如野岛刚在书中所言：

“日本和中国都有‘同文同种’一词，可虽然日语里也有汉字，但是搭配着原创的平假名文字一起使用，不能算同文。如果同种指民族概念的话，那么用同种形容两国人也不准确。汉民族与大和民族，从其发展的历史到DNA，都是完全不同的民族。”

因此，野岛刚在书中给愿意理解日本的中国人提出建议：以“原本日中两国就有很大差异”为前提开始思考。

不过，野岛刚也在书中提醒：“希望中国人能有一个心理准备，理解日本的道路远比想象的更漫长。”因为尽管现在的中国，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写作了不少出色的“日本论”，但从积累程度来看，还是远比不上日本人的“中国论”深厚。更何况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曾经一度近于空白，完全断层。在这份空白与断层未能彻底得到弥补之前，中国人看日本，难免要出现偏差与失误。要消除这种偏差与失误，需要有愿意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本人的积极配合——例如日本作家野岛刚，以及他对日本人进行自我剖析的《被误解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