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曾经历过三大错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8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丨北京报道

1964年，欧力士集团由13个人创建。它引入了美国的租赁金融理念和业务模式，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也是日本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现年81岁的宫内义彦是欧力士集团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的履历可以说和战后日本的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过程相重合，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既目睹并参与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也亲历了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起陷入低迷和困顿。宫内义彦常年助推日本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曾历任数届日本政府综合体制改革会议议长等要职。

在宫内义彦执掌欧力士集团的30余年间，集团历经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数次经济危机的洗礼。历经多次起落浮沉，这家由租赁业务起家的公司，将多元化的触角延伸至银行、保险、地产、环境等多个领域，并跻身世界500强之列。

在经济潮起潮落之间，欧力士集团如何面对机遇与风险？日本深受经济泡沫破灭之苦，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其新书《抓住好风险》的发布会上，宫内义彦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

日本经济泡沫是政府错误决策所致

《中国经济周刊》：您是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在您看来，日本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源性的？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泡沫的出现？

宫内义彦：就日本来看，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并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政府错误的政策和措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日本经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出口能力和商品制造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企业的产品可以说是席卷世界，其结果导致了与美国和欧洲产生贸易摩擦。

这样的摩擦在1985年到达了顶峰，当时日本受到了很强的来自欧美的压力，他们要求日本更多地拉动内需，不要放任出口进一步增强。贸易摩擦倒逼很多政策出台，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放宽了金融政策，降低了利息，从而造成国内资产泡沫的产生，拉高了日元。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从根本上是源于这种政策。

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到1990年的5年之间，市场上供应的大量资金流向了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股票市场。我到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1989年的最后一天，日经指数闭市时为38915点，而昨天（6月24日）的日经指数为14000多点。由此可见，当时资产泡沫吹高到了什么程度。

泡沫形成后，其造成了极大的财富分配不公：持有资产、借贷的人，其财富不断增长。反之，则非常痛苦。日本政府认为这种情况会造成社会不公，因此完全否定了此前的政策，而选择了突然把泡沫戳破。正是这个过程造成了经济长时间的停滞。首先，吹泡沫的过程是错误的；其次，突然戳破泡沫也是错误的。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就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而言，跌掉50%都是算少的，还有许多价格跌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当时，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泡沫经济中许多个人和企业负了很多债，进行了很多融资，因此有很多个人和企业破产。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没有很多实际的体验。因为并非很多人都买了大量房产和股票，有许多人感觉经济好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实际的生活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这在日本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日本经济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也是三个最大的错误：一是广场协议；二是强行硬着陆、戳破泡沫的过程；三是在泡沫崩溃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基建、投资和国家主导的财政行为维持经济，导致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接近300%。

企业家不要将企业业绩

与宏观经济太多挂勾

《中国经济周刊》： 企业在面临可能的危机临近时，应当如何应对？是攻还是守？

宫内义彦：企业应当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我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论多大的企业，其经济规模与国家相比都是很小的。不管宏观经济面好与坏，都有很多商业机会。宏观经济的好坏与企业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企业家没有必要将企业业绩与宏观经济的好坏做太多挂钩。第二，就欧力士自身经验而言，在遭遇雷曼危机时，无论是欧力士这样的企业，还是更大的集团或财团，业绩都会下行，不存在像雷曼危机这种危机产生时，还能做到一枝独秀的企业。这时候，企业要活下去就一定要做到业界的中上游水平。在系统性危机爆发时，下游水平的企业是会死掉的。因此，要保持企业在整体行业里的中上水平，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

日本经济改革

因触及既得利益者而放弃

《中国经济周刊》：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协助日本政府推动体制改革，您在《追逐明天》一书中也提及一些遗憾，能否具体谈一下您的遗憾所在？此外，您在书中提到，日本市场存在“僵尸企业”，日本政府对于这些企业是如何处理的？

宫内义彦：我自己曾经长时间参与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日本政府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各个民间的代表性企业的负责人出任委员，向政府提建议。但是，我感到比较无助或者说是无力，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准备了很多课题，最后形成了很多报告提交给政府，但这只是建议权，最终是否进行相应的改革，还是要由政治决定。最终，他们比较失望地发现，当改革涉及比较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或者是触及不同的政治团体背后不同的利益代表而产生摩擦的时候，往往事情不会因为建议的意义或对错来决断。所以，最终让人觉得很多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果，这是我本人至今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此外，有关僵尸企业的应对问题。僵尸企业本身就是没有效率的，或是不被现在的社会所需要，或者是不能产生相应的效益，但往往因为稳定就业的考虑，或者是同情弱者等心理，虽然无法赢得竞争，但是最终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令企业活下来。应对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因为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性有时是正相关的，有时是有矛盾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或单纯追求社会稳定都未必可以，所以关键是在于平衡的把握，尽可能不要过度偏向于某一方。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评价日本的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

宫内义彦：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实质上是实行接近于零利率的政策。今年1月开始，日本央行导入负利率，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应景的。但有几点问题要注意：首先，实质上的零利率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负利率也只是零利率政策的延续。此外，实施负利率有很多具体限制，并非是一个很全面的负利率政策。

总的来讲，真正实现经济改善还是要将金融政策与实际的战略改革相结合。目前来讲，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步子迈得大了点。至于战略性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实时性的动作，安倍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策划。就我本人而言，怀疑后续政策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跟进。单纯的金融政策，实际上效果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