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无论是文化还是思想都有很多共通性。然而日本现今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乃得益于明治维新，而中国却无此机缘。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的影响，远不止是日本腾飞的起点，而是为日本此后的发展构建了很好的传承。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给日本教育定下了重要的基调，进而使日本教育承托起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即使在二战刚刚战败的最低谷时期，日本教育的传统仍然得以保持。反思中日两国的教育状况，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解读当前的各种教育怪象。

大约150年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写下了“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强调教育必须公平。随后，他又写道，“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论述了大学“自由独立”的重要性。受此影响，梁启超写下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人进步”的警示名言。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教育虽然取得光辉灿烂的成绩，但依旧远远落后于邻国日本。特别是大学教育，东京大学培养了10名诺贝尔奖得主。而中国的诺贝尔获奖者莫言与屠呦呦竟都是“三无人员”。

除了顶尖学者外，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众多刚毕业大学生的待遇还不如农民工，这从全世界看都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日本大学生在2015年的就职率为96.7%，毕业大学生的首份工资是打工者的近一倍。

除了“高不成，低不就”外，中国教育还存在严重的资源分布不公平问题。能够获得国家财政补贴的“211、985”学校，北京有26所，而高考大省河南却只有一所。学区房也是同样，学校招生划片，“谁也不能动别人的奶酪”。在高考方面，想进入北京大学，地方省份考生大多需要“状元”身份，而北京考生则不然。

日本共有86所国立大学，其中东京有12所，学校最多的是日本中部地区，有16所，冲绳大学也是国立大学。日本并没有所谓的“重点大学”，每个学校拿实力说话，有科研成果的可以多拿一些经费，没有的则要少一点。

招生同样如此，日本大学自主命题，考生想考哪个大学便可以考哪个。于是，日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学力判断标准“偏差值”。偏差值与大学、学科密切相关。比如说东京大学理科三类的偏差值是80分，而偏远的鹿儿岛大学等则以55分的成绩在国公立大学偏差值排名中垫底。学生根据自己的偏差值，报考大学。

能够实现“量力而行”得益于日本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制度，只要你想，谁都可以在东京落户。而想当北京人，却是要挤破头的。

经过十年文革动乱，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但一开始，高考就被打上了“论出身、论背景”的印记。而如今演变为“论户口，论老爹”，也算是一种“进化”。日本虽经历二战，但在教育上却没有受太大影响，这源于日本“教授治校”的理念。行政人员只是辅助人员，学校的大事，都由教授会决定。

再看一下中国各大学的校训，出现最多的词语便是：爱国、自强、求实、厚德、博学，这与中国历史的遭遇密切相关。而日本大学则多标榜独立、自由、以质取胜。从理念上，日本学校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中国大学多“众理轻文”，而在东京大学在成立之日起便强调“文理并重”。

虽然大学在起步阶段，多被达官贵人垄断，但经过时间的洗礼，日本教育早早的就实现了公平，进入了国际化。而中国大学却依旧在为教育公平而奋斗。不仅是教育问题，医疗、住房等问题也急需解决。在改革的过程中，户籍制度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者。

这就是江苏、湖北民众为何如此反对教育部、发改委“摊派名额”的原因。既得利益者不付出，反而让非既得利益者牺牲。为了维护一部分弱者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弱者的利益，这显然违反宪法规定的公平原则。

目前，日本各大学的培养模式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学生的视野也更加全球化。而中国的高中生还在为能不能上个好大学担忧，大学生还在为能不能找到工作发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人进步，少年不公平则国不公平。”从公平这个角度看，中国教育比日本落后1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