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8月初公布了其最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总规模达到了28万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史上第三大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政府直接财政支出为7.5万亿日元，也是过去第三大规模，然而金融市场并不买账，反应冷淡。与此对照的是，海内外的经济学者和主流媒体却为此展开一轮静悄悄的大争论。安倍上台时信誓旦旦的宣称将执行财政重建计划，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以提升日本经济潜在成长力，实现摆脱常年困扰日本的通缩问题。然而3年多过去了，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日益接近困境的时候，安倍重启财政扩张路线，为债台高筑的日本经济再次增加了变数。

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倍支持者，认为全球的领导人都应该向安倍晋三学习，特别是欧元区应该马上放弃财政紧缩路线，为结构改革提供财政支持。反对方则认为如果日本这么正当化的胡作非为，不啻于向其它债台高筑的问题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坏的榜样，就像财政上已经破产的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率水平降至与优等生德国同样的水平，在舒适的举债环境中失去了财政应有的节操，其结果是在破产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日本和欧洲各国政府不能因为处在极端的低利率环境中就可以随意举债，有识之士都应该自觉抵制这种危险的赌博。

在英国，因为脱欧投票结果出人意料，不少论客以此为由也主张学习日本的财政扩张路线。这个苗头引起了另一些学者的不安，他们对日渐甚嚣尘上的“直升机撒钱论”怀着深深的警觉，他们发现那些支持积极财政扩张的论客们基本都是这些年来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者。然而那些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的验证，开始鼓吹财政刺激的做法显然不负责任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骑墙派则看到金融市场的反应冷淡，认为今后日本经济政策运营将变得更不稳定，“如果安倍晋三真的将经济政策的重心从货币政策转到财政政策上，那么他需要做好应付利率大涨的各种准备”。

总的而言，海外的安倍支持者们还是要比日本国内的货币主义者更有节操一点，至少他们倾向于将财政扩张的目的锁定在支援经济结构改革上。而在日本国内，曾经为小泉纯一郎的经济政策掌舵的竹中平藏等权贵学者则直接拿出了过去的套路，主张经济成长才是实现结构改革和财政重建的前提。似乎他不记得在小泉实现了二战后日本最长期执政和最长经济扩张期，以及其后这么多年的岁月里，他主张的结构改革和经济成长都毫无踪影。

另一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实施了17次经济刺激计划，在安倍晋三二进宫当选自民党总裁前就已经累计投入直接财政支出高达92.9万亿日元，加上安倍第二次内阁这两次，意味着18年里日本为刺激经济的直接财政负担就达到了103.9万亿日元，这个规模超过了日本2015年名义GDP的20%之多。到底是批评日本政府屡战屡败，还是礼赞安倍经济学屡败屡战更有理呢？很多人都倾向于后者，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不出台这些刺激政策，日本经济会比现在更糟糕，然而这个看法没有任何现实理据。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只提及1998年之后的刺激方案，而没有涉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各种补救措施？那是因为1997-1998年恰恰是日本劳动人口见顶开始回落的年份，这个大的前提对财政刺激的有效性有着极为重要的含义。

很多人认为“如此庞大的财政和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才仅仅维持了日本经济没有衰退，不刺激岂不更为糟糕”，但恰恰是这些短命的刺激延缓了结构改革的紧迫性。最近日元贬值是否需要QQE本身就值得怀疑，即便盈利迅速改善，内部留存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企业依然不肯积极投资，对人员扩张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能仅仅是所谓的通缩意识造成的思维停滞。日本的财政和社保的可持续性忧虑在通缩压力凸显的1998-1999年就非常明显，日本成为二战后首个宣布零利率政策的发达经济体也并非偶然。企业和家庭部门对未来充满不安，而政府无法向国民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无休止的货币宽松和没节操的财政扩张每次都是暂时性缓解来自海外的冲击，然后继续压抑企业和国民的扩张欲望，事后看各种刺激政策也仅仅是增加了日本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波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