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隅良典一人独揽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对日本如何在短时间内如井喷般获得诺贝尔奖的分析和探讨也多起来了，且分析得都头头是道，洋洋洒洒。

不过，日本人自己的分析却非常精辟，最经典的就是大隅良典的总结：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这个分析没有谈经济、钱财，也没有谈制度和文化，但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一剑封喉。

按照对科研的解释，研究就是要花钱，没有钱谈何研究。根据公认的理论，一个国家只有研发经费达到GDP的一定比例之后，才可以获得较多的科技成果，并且可以像日本那样频频在21世纪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

一项分析大数据列举了从1981年到2011年几个主要国家（韩国、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截至2011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排在这几个国家的第二位，因而这也是被视为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以2015年的新数据来看，研发投入与GDP之比排名应当是，以色列4.4%、芬兰3.9%、韩国3.7%、瑞典3.4%、日本3.3%、美国2.8%、德国2.8%、中国2%。

从这个排序就可以看出有些问题是解释不通的。以色列的研发投入比最高，但只有10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不是最高。比日本研发经费投入比高的芬兰、韩国都没有日本获奖人数多，更令人尴尬的是，韩国迄今并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

以研发经费投入比来解释诺贝尔奖唯一比较自圆其说的是美国，其研发投入总量世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是最多的，为320人，今年颁奖后这一数字还会上升。但是，以经费投入的多少来衡量诺贝尔奖的多少，甚至认为两者有正比关系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或者说并不能说明主要问题。

能真正说明问题的，还是大隅良典掏心窝子的真情实话：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而不是相反做“聪明人”和“聪明事”。“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意味着，那些别人不做的剩下的事都是“聪明人”已经选择过的，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甚至是没有经费支撑的事。例如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细胞，并不需要多少经费。

大隅良典还自认比较乖僻，“不喜欢与人竞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是快乐的本质”。这样的人格特质完全是一副老实人的形象。所谓老实人是指做人实在，为人厚道；不圆滑、也不世故，不张扬、更不势利；始终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实实在在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干事；不蓄意冒犯他人尊严，不伺机侵占他人利益。

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是老实人的本能和选择，最后却造就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成果。这似乎是文化和哲学的根源。当然，从制度来看，只有建立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机制，才会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脚踏实地地研究和始终如一地做事，形成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良性循环。

诺贝尔奖诸多和诸次奖项的选择都是在引导和鼓励研究人员耐得住寂寞，做那些“聪明人”不愿做的事。但是，是否建立起制度和规则鼓励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或者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意义的事，却需要勇气和社会达成共识。

反过来，建立愿意当科学上的老实人的制度，是需要惩戒的。在这方面，日本同样做到了。例如，当小保方晴子想靠聪明的法子来获得成果时，受到了日本建立的监督机制的调查和惩处。同时耻感文化也保证了做造假的“聪明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在这件事上，小保方晴子的导师笹井芳树以自杀来警示世人，做“聪明人”的代价有多大。

相较于日本，中国在科研中的“聪明人”不少，即便东窗事发，也不会追究责任，也还可以继续混下去和继续当“聪明人”，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不会有人愿意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也不会愿意去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此一来，即便有再多的研发经费投入，也换不来诺贝尔奖，更无法研究出真正的成果并造福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