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诺贝尔奖已经颁发，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样，2014年以来，日本已经连续三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这些奖项涉及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三大学科，获奖人数高达8人。日本成为“诺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与欧美国家相抗衡的亚洲国家。

这些成就的取得，或多或少都和一项计划有关，这就是日本的“诺贝尔奖计划”。

2001年3月，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此目标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强烈争议，很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像生产丰田汽车一样生产“诺奖”。但日本政府不为所动，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一目标提出之前，在诺奖百年历史中，日本仅有9位得主，其中，自然科学类奖项的获奖者为6位。而在这一目标提出15年后，日本一共产生了16位诺奖得主，加上200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白川英树，新世纪以来的17年间，日本已经有17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全都是自然科学类奖项。时间仅仅过去三分之一，目标已经实现过半，日本获得诺奖势头之迅猛，着实令人吃惊。

“诺贝尔奖计划”名为计划，其实大家都清楚，诺奖是计划不出来的，而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特别是要脚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落实，最后才有可能成功。日本在这一方面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首先是注重基础研究。

1995年11月，日本国会一致通过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相关文件中确认“科技创新立国”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科技发展的责任，保证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从而带动了全社会的科技投入。为落实《科学技术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内阁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决定持续加大科学技术研究投入，逐渐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开发的软硬环境，以切实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创造性的基础研究能力。

在日本，各个大学的研究经费中，基础研究一般都占主要部分，大约是55%，所以日本大学的基础研究都有保障，可以研究那些不会马上产生经济效益，而是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可能大有用武之地的课题。其实，恰恰是那些不会立即产生经济效益、需要花时间积累的基础科学研究，才能真正接近诺贝尔奖。事实也的确如此，近些年来日本摘得诺奖的成果，大多都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潜心研究，最终才开花结果。

其二，保证研究经费。

日本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不惜投巨资进行科技创新，其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3%以上，一度高达3.67%，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起飞，日本的科研经费基本上都是以每年10%至20%的增幅在迅速增长；1990年代后，虽然经济有所放缓，但科研经费仍始终保持直线攀升的态势。近几年日本经济总体不景气，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总额一直在大幅缩减，但科技领域的预算反而不断增加。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提出在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力争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以上。

日本政府向大学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公立研究机构提供研发经费，作为文部科学省外围机构的“日本学术振兴会”则负责制定具体的科学研究项目，其科研经费预算安排纳入日本政府五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研究人员可以从大学、企业或国家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不必为没有经费而发愁。正是得益于充足的经费保障，在攻克当时被公认为“20世纪内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的蓝光LED（发光二极管）这一科学难题的过程中，赤崎勇、天野浩等人才能坚持下来，终获成功，并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三，优化科研环境。

如果把科研经费投入比作硬件的话，那么科研环境就是软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政府除了保证经费投入之外，也非常重视科研环境的营造和优化，尽力为科研人员创造最为便利的制度条件。在日本，科研人员基本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能自己计划和支配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充分的时间用在学术研究工作本身。高校教师不会因为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整个研究过程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诸如考核、评价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

此外，日本科研人员申请课题实行的是注册制，上报文部科学省（教育科学部）也是如此，只需在一两页页的申请书上写入研究项目和内容即可，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很快就会拨下来，保障其一两年的研究。这种不受外界无端干扰的科研环境，已被证明是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最为需要的制度性保障。

其四，维系学术传承。

自然科学，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仅仅靠一个人艰苦摸索，一般是很难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的，优秀的指导老师、良好的团队协作，不仅必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事实上，顶级科研项目往往具有传承性，经常是“诺奖”老师带出“诺奖”学生，一流实验室培养一系列“诺奖”得主。

日本科学界非常注重维系自己的学术传统，对已有的科学遗产极为重视。特别是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日本已形成学界公认的学派，以汤川秀树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发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人获得诺奖，他们全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除南部阳一郎（2008）和中村修二（2014）以外，其余科学家的获奖工作也主要是在日本本土完成。在这11人中间，以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为首，有7个人师出同门，最终成为日本获得诺奖的生力军。

其五，提升科研人员社会地位。

在日本，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通常都比较高，只要看一看日本货币上印刷的人物头像就明白了。其他国家法定货币上的人物大多是政治家，而目前日本市面上流行的2004版日元纸币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政治家，全部是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譬如，1000日元纸币上印的就是一位叫野口英世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他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因传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日本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也颇为丰厚，使得他们能够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而不必为生活发愁。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调查，在日本187种职业中，大学教研人员的职业威望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管的73.3分、高级公务员的70.5 分以及演员的58.2分。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也远远高于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为了名利，也不能有过多商业考虑，其成果来自科学家对未知世界的孜孜以求，也来自他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日本诺奖计划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一定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科研导向，改革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鼓励年轻学者静心沉气，一代传承一代，踏踏实实去做原创性基础研究。

（作者系中共无锡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