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理事长浜口道成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日本近些年获得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背后有着不少要素，如科学家们坚定的科学精神、良好的师承关系以及有关部门和机构为年轻研究人员发挥能力提供的条件等。并强调了为科研人员创造长期稳定科研环境的重要性。(科技日报12月10日)

诺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的科研能力和尖端技术水平。如果一国在这个奖的诸如医学、化学、物理等重要学科领域“颗粒无收”或“欠收”，很大程度上表明该国的科研能力不强、整体落后。因此，日本科学家饶毅在谈及本国大隅良典获诺贝尔奖时就曾言，中国的生物医学总体水平落后日本二十年以上。科研水平落后，说明很多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掌握在别人手里，“命门”被他人把控。即使生产规模再大，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也不过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是简单的加工厂和生产线，最终受制于人。这是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可惜的是，诺奖的许多重要学科领域我们一直未实现“零的突破”，为此国人已经纠结了好多年，但至今仍进展极其缓慢。细看浜口道成所谈日本的“秘诀”，恰恰正是“我之所缺”，认真反思或可以给国人一些警醒：

先说关于科学家们的“坚定的科学信念”，这是作为优秀科研工作者必备的品质。可放在我们这个具有浓厚“官本位”文化的国度里，就显得清高和另类了。中国人骨子里有很深的“恋官”情结，“学而优则仕”是一个人读书、奋斗的终极目标。客观环境来看，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始终摆不脱“级别”、“官衔”等官场文化符号。如果临退休没有成为管理层，那多半是“不成功”。在这种畸形价值观的引导下，科研领域自然免不了浮躁之风。稍有成绩之后，接下来人生的方向就改为谋取一官半职，不肯再坐冷板凳。包括本已荣誉等身的某些院士，也耐不住寂寞，忙于去各地“走穴”赚外快。相比官位的荣耀和金钱的实惠，科研精神太虚无缥缈。而日本的大隅良典在研究初期，哪怕经费极少，甚至有好几年没有获得经费，却仍然坚持不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走就是40年，从未动摇和改变。如此精进执著的坚定信念足以令人钦佩和汗颜。

再说良好的师承关系。浜口道成直言，很多日本诺奖科学家在学生时期最大收益就是来自导师的鼓励和引导，正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看得更远。相比之下我国很多高校的导师更像是不接地气的领导，甚至很多研究生一学期见不了导师几次面。同时较之于日本师生之间倾囊相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培养成效，我国很多师者则善于在看家本领上“留一手”。通过中医药、传统工艺领域精髓的流失可见一斑。同时长幼有序、按资排辈类的等级观念更深刻影响着一些老师，于是学生干活、导师享受成果，成了普遍的潜规则。很多研究成果、学术论文，明明出自学生之手，却硬将领导、老师排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不仅挫伤了青年学生搞研究的积极性，更对其价值取向产生了错误的引领。

还有一点浜口道成表示，经费问题不是关键，反倒是经费多了容易出问题。这一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以往如果我们哪里没有科研成果，很多天然的说辞就是“经费不足”。而浜口道成却表示，获奖关键在于“没钱”。在日本，不仅有获奖者在研究初期没有科研经费，甚至还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实验器材。的确，如果真想干成事，钱的多少根本不足以构成阻碍。想当年毛主席带领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时，地点就在西柏坡几间平房里的破板凳上。而同时期国民党则是真皮沙发、欧式吊灯，洋楼洋房。所以，“缺钱”不是决定性问题，不要再以“经费不足”作为借口了。

作为促进科学研究的关键，什么是长期稳定的科研环境呢?是制度环境和工作平台。首先，要按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来办事。最关键的是去行政化，将科学研究和行政体制的干预相分离，让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和奖励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工作本身;其次是建立顶尖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比如“李政道研究所”，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培养专业科研人才;再就是给予青年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肯定、鼓励和畅通的发展渠道等等。

不管如何质疑诺奖的评选标准，但泱泱大国在重要领域无收欠收的尴尬和窘境仍值得每一个人去深刻反思。如果再不正视科研体制的某些弊端、继续沿袭僵硬的行政化干预的老路，那么华人获诺贝尔奖将依旧是“非典型性”的小概率事件。

作者：李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