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政府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240%。主要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日本国债的评级，对其评定的等级甚至不及意大利。这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三次波动，每一次都与美国政府债务及其应对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正是这些波动导致日本政府陷入债务泥潭。

二战后的日本政府债务原本受1947年《财政法》的严格制约。该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的岁出，必须以公债和国家借款以外的岁入为财源”，否定了通过发行公债、发起国家借款等方式搞赤字财政。正是在这一法律的限制下，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总统执政后，为了改变美国贸易收支赤字结构、让西方世界分担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高额负债以及利用汇率变动惩治竞争对手，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剧烈动荡。这也打破了1949年以来美国设定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贸易立国的优势被美国政府直接瓦解。不仅如此，美国认为高速增长后的日本储蓄过剩、投资不足，造成了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化结构，于是不再允许日本搭便车，日元汇率制度被迫走“独立的自由浮动制”道路，从此日元步入漫长的升值轨道。与此同时，石油危机导致日本资源进口成本陡升，与西方国家一道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绕过《财政法》推出“例外措施”，发行“特例公债”，从此走上了债务扩张的道路。但由于那时日本并没有全盘采用与美欧国家类似的扩张型政策组合，其财政仍能维持健全结构。

日本政府债务膨胀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是1984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二是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净债权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于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美国强迫日元超常升值，并直接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实施结构改革，全面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然而，日本的结构改革并未成功，同时扩大内需又成为政府推行财政赤字政策的借口，公共投资扩大、政府债务膨胀，扩张性财政引发了日本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飞涨，最终形成泡沫经济，将日本经济带入了长期停滞期。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美汇率博弈上升为争夺国际货币主导权的竞争。日本政府大力打造强势日元，推动日元急剧升值，最高时曾达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记录。然而，日元的走强最终还是在1995年被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所反转。日元汇率一升一降的过程不仅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还酿成了罕见的日本金融危机。在此期间，日本经济表现出实体经济“三过”——债务过剩、设备过剩、雇佣过剩，以及金融领域“三低”——日元汇率跌入谷底、日经股指连破新低、国债收益率疲软不堪。泡沫经济的崩溃引发日本政局不稳，政党政治迎来走马灯般的“十年九相”。频繁轮换的政府使财政纪律失去了约束，再加上日本人口结构老化、家庭储蓄率下降、社保规模扩大、国债偿还费用侵蚀财政预算等问题凸显，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债务负担。

自此以后，日本政府债务有增无减。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本产业外移、资金外逃、人才外流，国内投资不足、储蓄难以积累，政府债务更是无从削减。安倍政府在安倍经济学名义下给“扩张财政”冠以漂亮的学术名称——灵活机动的财政政策，按照其政治意愿随意搁置国会通过的财税一体化改革方案，将最后一段的消费税率提高任务推迟至2019年10月。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作出的到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的国际承诺将无法兑现，日本彻底陷入债务泥潭。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日本经济很可能因此受到拖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日本国债市场出现异常变动，日本央行搞“指定价格购买”，确保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零的政策目标。这必将导致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僵化，国债市场进一步扭曲，风险上升。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决定退回政府配发的承销国债资格和配额，意味着大型商业银行存在抛售国债的可能性。

未来，日本恐怕会重蹈美国覆辙，采取开放国债市场、扩大海外购买、对外转嫁债务危机的政策。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11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