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3月11日,日本将迎来东日本大地震6周年。

尽管在过去的6年中,日本政府投入巨资用于灾区重建,但因为缺少劳动力、地方人口减少以及对核辐射的恐惧等原因,灾区重建缓慢,很多灾民已经放弃了重返家乡的愿望。

除此之外,“3·11”地震中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严重核泄漏事故也成为日本民众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并引起日本社会关于核电存废的争论,形成了以首相官邸、经济产业省为主的核电重启推动派和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为代表的民间反对核电重启的力量。

核电站废弃作业进展慢

“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一样被确定为人类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七级核电站事故。

因为福岛核电站内核辐射超标严重,核电站的废弃作业进展艰难,且距离最终完成似乎遥遥无期。

上月30日,东京电力公司使用摄像头对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内部进行了调查,首次拍摄到反应堆正下方的铁网状脚手架上有可能为溶落核燃料的黑色堆积物,并测出推定为每小时530希沃特的最大空间辐射量。为探明发现的黑色物质,东京电力公司2月9日再次向反应堆内投放了自动行走机器人,但设计累计耐辐射上限为1000希沃特的摄像头却因辐射过载发生故障,调查作业不得不再次中断。

东京电力公司分析认为,当时反应堆内的空间辐射量推算为每小时650希沃特,该辐射量下数十秒即可致人死亡。

尽管福岛核事故发生将满6周年,但相关方面至今仍未能掌握熔落核燃料的实际情况,这反映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作业举步维艰的现状。

而在反应堆外,每天有多达6000名工人在从事相关废弃作业,其中半数以上工人主要从事反应堆产生的核污染地下水的存放和处理作业。尽管福岛核电站内建有600个存储污染水的容器,但缓慢的处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水产生的速度。

核电设备企业亏损严重

2月14日,日本三大核电设备制造商之一的东芝会长志贺重范宣布辞职,理由是东芝公司受核电业务拖累,导致巨额亏损及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财务报告造假。

据悉,2015年底,东芝就已经因为核电业务巨额亏损导致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今年以来,亏损规模进一步扩大。

有分析认为,东芝亏损的最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未能正视福岛核事故后形势愈发严峻的核电状况,冒然决定扩大核电业务,这反而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

除东芝外,支撑起日本“核电制造大国”形象的另外两家核电设备、原料制造企业——日立制作所和三菱重工目前也处于亏损状态。

尽管2015年东芝财务造假问题曝光以后,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3家公司业务合并的方案,但因为日本国内已停止新建核电机组,三家企业对此均表现得不热心。

在核电设备企业艰难维持的同时,日本各主要发电公司也因为核电站重启遭到民间反对导致相关法律诉讼旷日持久,核电设备相关业务俨然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负资产。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和关西电力公司分别因为福岛核电站处理费用及核电机组重启受阻陷入亏损。

日本经济产业省为解决两家公司面临的困难而推动的电力公司核电业务合并重组的解决方案也因为核电重启遥遥无期而受到各电力公司的抵制。

民间反核力量不减反增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日本全国各地民众组成了大量的反核电团体,而其中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反核电的旗手人物。

小泉纯一郎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努力在有生之年在日本实现零核电,并主张把核电政策作为日本下次大选的重要议题进行讨论。

在日本民间反核电运动兴起的同时,在有核电站的地方,反核电团体与各电力公司围绕核电重启的诉讼也时常见诸于媒体。

日本去核电律师团全国联络会2月2日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目前全日本发起的要求关闭或停止重启核电的诉讼共47件,其中33件正在审理中。

在14件审理结束的诉讼中,也不乏反核电团体胜诉的案例。其中,2014年5月,日本福井地方法院就福井县居民起诉要求禁止重启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一案作出判决,以“抗震结构存在缺陷”为由禁止重启。这成为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国内首个判定核电机组不得重启的判决；2016年3月9日,日本滋贺县大津地方法院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要求关西电力公司停止旗下高滨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运行。

另一方面,反核电在日本地方领导人选举中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去年10月,在日本新潟县知事选举中,由共产、自由、社民3个在野党推荐的米山隆一击败了自民、公明两党推荐的前长冈市市长森民夫等人。而缺乏行政经验的米山隆一之所以能够击败森民夫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米山隆一在核电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这吸引了大量反对重启位于新潟县内的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的民众手中的选票。本报东京2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