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工薪阶层：竞争从名牌幼儿园开始）

1957年，哈佛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佛罗伦斯·克拉克洪对她的研究助理、来自中西部农业区的年轻人埃兹拉·沃格尔说：“你从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就是后来为自己取名“傅高义”的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他最终听从了导师和另一名朋友的建议，前往日本，在那里扎扎实实生活了两年，做家庭访谈、分析社会机构。傅高义原计划要完成的工作，是一项有关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调查的一部分。在妻子的协助下，他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

不过，在这项研究接近尾声时，傅高义开始不满足于上述研究，在访谈中，他逐渐对其他在他看来更重要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他开始意识到，在当时的日本，“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傅高义后来以“工薪族”来称呼这些不同于独立经营者的新中产人士。此时，傅高义可能尚未认识到，这次看似偶然的学术转型，将决定自己一生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东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日本的工薪阶层，出现于20世纪早期。不过当时还没有成为一种职业类型，也没有形成能够重塑社会的力量。直到1950年代中叶，随着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科层结构和大型企业的迅速扩张，“白领工作者的数字迅速增长”，工薪族的模式开始变得清晰和稳定，这让傅高义觉得，“一个考察其生活特征的合适时机来临了”。

在日本的第一年，傅高义一家住在东京市中心。第二年，为了方便联系访谈对象，他们搬到了东京郊区工薪族聚居的M町。那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所在，丈夫在东京上班，妻子在家照顾孩子、打理家务。整个社区至今仍保留狭窄的道路、巨大的树木、精巧的小花园，保持了乡村生活的宁静风味。这样的新中产社区，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样是在二战后大量涌现的美国小城镇。只是，与美国人相对奢华的生活相比，日本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更朴实，但处处透着讲究：人们拉开自家的移门，就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景致。尽管花园很小，却有精心打理过的整洁的灌木丛和花草，还有一些岩石和小小的池塘间或其间。

日本的工薪族，绝大多数供职于政府机构或大型现代企业。这些地方与旧中产阶级的集中地—独立经营的店铺或家族式的中小企业相比，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在典型的中小企业里，工人与雇主“保持着一种全方位渗透在生活中的、模糊不清的关系”：雇主对雇员承担的责任，从提供住所到介绍婚事，在雇员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也会提供帮助；而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在任何时候说到就到，他的个人生活也总是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需要得到雇主的认可”。这样家庭成员式的雇佣-受雇模式，常常会受制于市场的起落，无法为未来提供稳定的保障，雇员缺乏安全感，因此流动性较大。相反，那些供职于大企业或政府机构的工薪族，能够得到更高、更稳定的薪酬，工作时间较为固定，而且还能享受假期。不过作为代价，则需要忍受相对冷漠的科层制度的宰制，但如果他们能够适应以资历和技能为基础的相对客观的评价方式，就可以自动升迁，不必过多受制于老板的个人好恶和心情。

因此，至少1950-1960年代，在传统企业逐渐式微的背景下，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工薪族代表了一种“光明的新生活”。虽然他们的收入不太高，职业本身也并不怎么显赫，很难有飞黄腾达的前景，但走在这条职业道路上的新中产人士，至少能稳扎稳打地通往自己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很多人眼中，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也就代表了普通人所能企及的成功。

当然，对普通人而言，要能走上这条道路，也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确保自己在经历“地狱般的入学考试”之后，进入名牌大学。尽管绝大多数名牌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进入知名企业，也只能从一名不起眼的新人做起，需要靠熬资历获得职业晋升通道，但通常也只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才有机会在大型机构里获得“温水煮青蛙”的机会，多少人趋之若鹜。可以说，成功并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内部的考试成绩，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取决于入学考试。为了进入名牌大学，首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优秀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入学考试。所以，当一个日本孩子考上一所特别出色的幼儿园，比如附属于私立应庆大学或公立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幼儿园时，就会被看做登上了“自动电梯”，未来成功无忧。所以，有能力的家庭，通常都会投一大笔钱，让孩子进入这类金字塔顶端的幼儿园，各种辅导班也就应运而生。也因此，日本全职家庭主妇往往对孩子的未来影响巨大，被称为“教育妈妈”。

这类近乎全民总动员式的学业竞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解日本当时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新中产阶级的，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而这样的理解本身，又能帮助读者透视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面貌。如今，看别人曾经走过的路，与此时的我们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