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下文简称“TPP”）和“一带一路”倡议（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OBOR，下文简称“一带一路”）是当前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两个区域合作构想。其中，TPP最早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6年发起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来随着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宣布加入该谈判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于2013年倡议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它是“服务于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周边乃至全球战略的一种综合性手段”，借用外交部王毅部长的话来说，“一带一路”的成果是为各国所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其对上述两类区域合作构想的态度十分值得关注。就TPP而言，在协定的初始阶段，日本国内对于加入与否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直到民主党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表达出加入TPP谈判的意愿之后，日本才成为TPP的积极推动者。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文简称“亚投行”）为例，该银行作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投融资保障金融机构，日本选择了和美国一起拒绝成为创始会员国。

TPP以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具体的结构和功能上二者也有着明显区别，甚至在所波及的地域范围上二者也不尽相同（当然也有交集的区域，比如东南亚地区）。日本政府在面对TPP和“一带一路”时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回应。日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政策回应，这是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此外，2016年12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日本在TPP谈判的进程中能够走多远自然也是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本文着眼于当TPP遭遇“一带一路”之后日本所面临的战略困境和政策选择。具体说来，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如下：第一，日本在当前竞争性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选择及其逻辑；第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固有认知和具体回应；第三，日本国内官方与民间、政府与舆论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认识分歧；第四，美国宣布退出TPP谈判并正面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的TPP政策的走向以及接近“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

二、相关概念界定以及文献回顾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和说明，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初步梳理。

本文虽然使用TPP和“一带一路”这两个概念，但并非就TPP而讨论TPP，也不是就“一带一路”而只讨论“一带一路”。在笔者看来，TPP既是一个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概念，同时也代表了日本以及美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既包含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同时也包括其遏制或者制衡中国的价值观。它并非是一纸贸易协定，更是一种价值理念或者说战略构想，因此需要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是故，本文在讨论TPP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日美同盟”等与之具有关联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同理，“一带一路”既包含字面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兼容并包的政策主张，它体现了中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政策构想。所以，本文所谓的“一带一路”也包含亚投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中国所主张的地区秩序架构。总的来说，TPP和“一带一路”分别代表了两种在地区合作问题上的立场，而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当这两种立场发生对冲的时候，日本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及可能面临的两难困境。

关于文献综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TPP和“一带一路”作为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热点，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讨论了二者的具体内容、逻辑以及政策

等问题。本文不再对上述问题赘述，而是将日本纳入分析的框架，与之相关代表性文献有如下两类值得注意。

第一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这类研究主要分析日本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其中，中国学界主要将焦点集中在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认知上，这些研究注意到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态度，有些还分析了作为第三方的日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消极角色为主）。日本学界则主要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来分析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利弊。这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经济收益来衡量国家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其出发点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给日本带来实际收益，当然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学者们往往会在该问题上产生比较激烈的分歧。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以安全收益来衡量国家利益，即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是否会必然地损害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由于中日安全关系本就脆弱，所以对这一问题持消极主张、唱衰中国的日本学者较多。

第二类研究着眼于日本在TPP和“一带一路”二者之间的战略选择和博弈分析。这类研究看到了日本所面临的制度框架选择之困境，因此分析中更多的纳入了比较分析的视角，即日本在同时面对TPP和“一带一路”时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中文文献往往侧重于TPP或“一带一路”的一个侧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见，而把日本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就更少了。倒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才有中国学者详细考察日本在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战略选择问题。由于TPP和“一带一路”等概念主张近几年才产生，日本以及欧美学术界相对缺少严肃的学术考察，但是评论性的研究已经比较多地涉及到对二者的分析。如果要对二者有更加详细地把握，还需要后续的跟进研究。

以上两类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上述研究往往过多地将笔墨放在地区秩序的视角下考察。在分析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反应及其选择时，这些研究反而缺少对日本国家内在逻辑的考察。换言之，日本为何会用TPP来对抗“一带一路”，既有研究往往带着某种先入观进行批判，但是对日本做出选择的制度性根源以及国民性基础却较少提及。此外，日本的认知和选择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日本政府做出了官方的表态，但是日本国内对TPP和“一带一路”的认知是复杂的和多元的，考虑问题的视角和维度也不尽一致。所以，要全方位的理解日本的战略选择不仅仅需要从东亚地区格局（即所谓的结构性原因）的视角来分析，同时还要对日本自身的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的要素予以细致观察。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全局、局部以及内部的视角对日本的战略困境和政策选择做出可预测性的分析。

三、东亚地区的竞争性制度框架和日本的选择

目前，广义上的东亚地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亚洲内陆以及亚太地区）存在着冗繁复杂的制度框架，这些制度框架多呈现竞争性以及“制度过剩”的特征。这些竞争性的制度框架并不仅仅集中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安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也多有存在。结合本文所要论述的主旨，在笔者看来有如下经济、金融和安全三个领域的竞争性制度框架特别值得留意。

第一，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制度框架最多也最为复杂，这不仅仅跟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制度多种多样有关。同时，经济作为国家间合作中相对低位的领域（即基欧汉和奈所谓的“低阶政治”，low politics），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哪怕国家间在区域合作主张上存在抵触或者重叠也不会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走向。但是，如果具体到那些可以形塑区域经济秩序的宏观制度框架而言，则更多地呈现出竞争性的一面。近些年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领域先后有有“东盟+3“、“东盟+6”以及“东盟+8”等倡议，这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持有不同主张所导致的结果。当前，在东亚以及亚太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区域合作主张是TPP和RCEP。TPP无须赘述，它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副产品，同时也是日本着力推动的一项区域间贸易协定。RCEP则是东盟发起，同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6）共同参与的一项旨在消除关税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协定。日本虽然也在RCEP的框架内，甚至RCEP的雏形（10+6）最初还来自于日本的积极推动，但是日本在优先顺序将TPP排在了前面，而将域内经济差异过多的RCEP放在了后面。反过来，中国则对RCEP的构想积极回应，如此一来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美日支持的TPP和中国支持的RCEP对峙的局面。

第二，区域金融投资领域。金融投资虽然并没有离开经济的领域，但是它不同于贸易合作，不涉及关税壁垒或者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关涉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援助，因此在笔者看来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要素专门讨论。在该领域的竞争主要存在于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为“亚开行”）和亚投行二者之间进行。亚开行作为亚洲政府间的金融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66年，日本在其成立以及其后的运营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日本一直持有亚开行最多的认缴资本和否决权，行长一职也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域内国家，但是却长期持有亚洲开发银行15%以上的认缴资本，在亚开行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亚开行虽然为亚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目前的机构设置，特别是日美两国主导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亚洲各国的需求，中国之所以倡议成立亚投行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亚投行是“一带一路”这一中国政府顶层设计理念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功能是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既然都是投融资金融机构，亚开行和亚投行自然在功能上存在重叠的部分，日本政府也多少基于这样的考虑拒绝亚投行。除了功能重叠的担心之外，日本更为看重的还是权力的分配问题。日本以功能重叠为理由拒绝中国亚投行的邀请，而本质上则是希望以亚开行来主导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尽可能削弱亚投行在地区的影响力。这也体现了区域金融投资领域竞争性的一面。

第三，区域安全合作领域。在区域安全合作领域，亚洲可以说是负面案例的典型。由于亚洲地区差异性的存在，当前在亚洲或者亚太地区并没有形成可靠的多边主义安全共同体。如果欧洲的安全合作是以多边主义为特征的话，那么亚洲的安全合作用卡赞斯坦的定义就是“多孔化”（porousness）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亚洲地区国家分别同美国缔结安全保障协定，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当属“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新军事同盟”等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短暂的结盟战略，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以“合作伙伴关系”取代“军事同盟关系”，结盟战略已经不是当前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当前在亚太地区存在多个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中国也一直主张在公开、开放、透明且尊重多样性原则的前提下同东亚国家开展军事安全对话与合作，在此背景下东盟地区合作论坛（ARF）应运而生。日本虽然也是ARF体制下的成员国，也主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但是这并没有为日本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同美国的双边同盟依然是其安全政策的基石。

以上经济、金融以及安全领域的制度性架构虽然没有呈现出完全的对立格局，但是这三个领域内的二元构造已经开始具有竞争性，即“两者择其一”的属性。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战略选择显然是考虑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日本跟着美国的节奏力推排他性非常强的TPP；在区域金融投资领域日本和美国把持着亚开行的主导权，对于中国所倡议的亚投行冷眼相看；在区域安全合作领域，日本固守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伞，对于中国的“新安全观”以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保持距离。

日本为何会做出上述战略选择？可能很多人会直接抛出“日美同盟”予以解释，笔者当然不否定这样的论断，但是似乎缺少对日本战略逻辑的梳理和讨论。“日美同盟”只是一种政策结果，并没有说明日本战略选择的本质。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会做出上述选择，既跟其宏观上的大战略有关，同时也跟微观上的行为逻辑有着密切关系。

在解释日本的“大战略”的时候，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一。很多日本的政治家（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学者都批评日本没有大战略，或者说至少缺乏长远的战略。日本所要做的，就是跟着美国走，在这一点上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用“卡拉OK外交”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概括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从属性。意指日本没有谱写外交政策这首曲子的能力，日本可以做的只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来演唱。猪口孝想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强权的影响，就战后而言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日本也经常会被冠以“外压型国家”（Gaiatasu State）或者“反应型国家”（ReactiveState）等头衔。当然，受到强权的影响既有消极被动的因素，同时也有日本积极主动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强者依附”心理。“强者依附”具体可以体现为向强者学习先进技术的主观意愿以及同强者结盟的政策需要。

纵观日本近代化的轨迹可以发现，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确呈现了上述表征。日本在1853年“佩里叩关”之后，从最初的兰学逐渐向西欧军事强国普鲁士和法兰西学习先进的军事操练技术；待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看到了海上霸权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跟英国缔结“英日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同当时强大的纳粹德国结盟，最后却以惨败而告终；战败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吸引力最终让日本同美国缔结同盟并延续至今。

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上述逻辑，但是具体到微观的外交政策上，日本却未必完全依附于美国而行事。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田庆立用“蝙蝠性格”来解释日本对外政策的摇摆心理。所谓“蝙蝠性格”是指，蝙蝠本身非禽非兽，当作为“禽”对它有利的时候，它会自诩为禽鸟类；当作为“兽”对它有利的时候，它会自诩为兽类。战后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也未尝不体现出这样的钟摆心理。当需要它作为亚洲国家，或者想要代表亚洲的时候，日本会强调其地理上的亚洲身份；当需要它以先进国家之姿态俯视亚洲各国的时候，日本则会强调其价值观上的非亚洲属性。

因此，笔者认为日本对当前东亚地区竞争性制度框架所做出的选择，是其固有宏观国家战略和微观对外政策选择折中后的结果。国家战略虽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但是短期内不会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微观的对外政策极容易受到国际以及国内政治要素的影响，因此有着极强的可变性，日本“蝙蝠性格”的钟摆外交正是其具体体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做出积极地回应，这或许可以从日本的国家战略层面做出解释，即日本同美国有结盟关系，而美国没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所以日本也不会参与。但是，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和潜在收益，日本是否会出现摇摆并最后拥抱“一带一路”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其“蝙蝠性格”来做出解读。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会分别考察日本政府和国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最后在结论部分揭示出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心理和可能选项。

四、TPP对抗“一带一路”：日本政府的回应

日本对“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不陌生，其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人文地理研究在某些方面还要胜过中国（1980年代就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1980年代日本国家电视台NHK与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合作拍摄《丝绸之路》大型纪录片，更是让“丝绸之路”在日本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思慕（nostalgia）还体现在历史上的东西方交流上，现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还典藏着唐代日本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收藏品，而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亦把日本视为丝绸之路东方的终点。

但是，日本政府对现实版的“一带一路”构想却没有展现出那样积极的回应。2015年4月22日，在出席“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安倍晋三同习近平会谈时指出，日本认识到亚洲各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需求，但表示对于亚投行在治理（governance）的公正性方面存疑。同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安倍则认为要看将来的具体进展，算是从正面拒绝了中方的倡议。作为亚洲地区两个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在牵涉到亚洲各国福祉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完全背道而驰。日本政府拒绝“一带一路”的原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笔者在这里基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官方解释重点归纳了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中日之间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上不具备政治基础。这里的政治基础大概有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中日关系在历史认识等领域存在着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波及到两国的政治关系甚至安全关系，因此不具备“一带一路”倡议上深化合作的基础。其次，中日两国价值观上存在着认同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具体细节上则是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之意图和动机的不同认知。日本政府在谈到TPP时总要强调其成员分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价值观要素掣肘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合作。再次，日本国内政治领域保守的反华派也不愿意看到日本过于接近中国，目前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强劲，而很多保守派直接把“保守”同“反华”画上等号，如果“不反华”那就算不上“真保守”。最后，从国际政治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度，并要求其盟国慎重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日本在决策中也势必要考虑美国因素的影响。

第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关于经济层面的理由首先要指出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制度竞争”，因为日本手里已经握着亚开行的实权，担心过度参与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的事务会弱化亚开行在亚洲的存在感。其次，日本一直携TPP自重，TPP作为排他性很强的自由贸易协定，无法跟“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交集或者叠加效应，也就是说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无助于提升日本在TPP协定中的经济加权。最后，相较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RCEP，日本政府通过试算之后表示TPP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经济前景更加可观。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TPP对策本部”的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加入TPP之后能够带来105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以及2%左右的GDP增长率，而如果加入中国所主张的RCEP则只能够带来900多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和1.8%的GDP增长率。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数据基准，关于TPP和RCEP的收益问题一直都有不同主张，以最近的数据来看，主张RCEP收益大于TPP的则占据多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日本所主张的经济层面的理由未必能够站得住脚，要理解日本政府的逻辑还要回到政治层面，甚至安全层面的视角。

第三，日本为了在安全领域掣肘中国而拒绝“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4月29日，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指出，TPP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对地区的安全保障而言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存在固有的领土争端（东海油气田以及钓鱼岛问题），近年来日本又对中国的南海政策颇有微词。日本既然能够将TPP视为安全保障领域掣肘中国的阀门，那么也可想而知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回应了。如果考虑更广域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和日本已经在太平洋海域组成了在安全上遏制中国的防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考虑“西进”则是对美日地缘战略的对冲。在近几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桥头堡，而中国则是他们的共同制衡对象国。比如，日本于2015年9月强行通过的“安保法案”规定日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对于日本而言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就是可以参与到美国所介入的军事纷争中。安全领域上中国同日美两国的对抗性要素也迫使日本拒绝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而同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关系。

以上三点大致勾勒出了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回应。其实以上所列举出来的原因，有一些的确是结构上的矛盾，短时期内毕竟难以解决，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到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合作，恐怕还有待于今后的观察和评估。至少在目前来看，如果日本政府不刻意制造矛盾的话，中日两国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进程中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拒绝的不是“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其想要拒绝的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也就是中国。同时，这种拒绝并不是基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以及安全利益相挂钩，甚至是以经济为幌子，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保障的视角来拒绝中国的倡议。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就是跟着美国一道，以经济贸易合作来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朋友圈，并实现制衡中国的目的。

日本针对具体的对象地区主要有如下方式来对抗“一带一路”：第一，在欧亚大陆地区（即中国“陆上丝绸之路”覆盖区域）日本的对策是以投资来遏制投资。中亚地区是中国的天然腹地，同时也是亚投行重点投资支持的地区，日本为制衡中国对该地区的设施投资，向中亚国家承诺了巨额的资金投资。2015年10月，安倍晋三访问中亚五国和蒙古，宣布承诺给中亚五国和蒙古提供3兆日元的民间投资。在东南亚地区（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区域），日本的对策重点是提供援助，考虑到这些国家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日本的援助更多具有军事援助的性质。另外，日本也一直在高铁输出等领域上同中国形成直接对立的关系，比如中日两国在印度尼西亚高铁建设问题上的博弈，其实已经凸显了这种对抗性和竞争性。

五、“一带一路”认知的另一侧面：日本舆论的比较分析

前文基于日本政府的视角大致归纳了其拒绝“一带一路”的三个方面的原因，

以及日本政府的具体对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主张未必能够完全代表日本社会的意愿。在前文的分析中也已经看到，日本政府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安全层面的理由抵制“一带一路”，就经济收益而言，“一带一路”给日本带来的潜在收益未必会比TPP要少。日本政府的解释已经开始呈现其难以自圆其说的一面，在这里笔者希望借助媒体的视角来深层次地解构日本社会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心理。媒体是政治与社会的一面镜子，虽然媒体也有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之分，意识形态也有左和右的区别，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社会舆论的动向。本文考虑到媒体立场的不同，主要选取《读卖新闻》（中间偏右）、《朝日新闻》（中间偏左）和《每日新闻》（中间偏左）三家报纸的报道数量以及具体内容作为比较分析的样本，详细考察日本舆论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以及与政府的主张有何不同。

在上一节中笔者论述到，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同时日本和美国一道抵制亚投行，并且没有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因此，日本政府也在单边或多边场合试图淡化、或者避免正面评价“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中方的倡议和主张。然而，日本媒体相较于日本政府，则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笔者对《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家报纸的新闻报道中涉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内容进行了统计整理，分别从报道的数量、高峰时段、同TPP报道的相关性以及同中国媒体报道的对比等角度，试图挖掘出日本社会（舆论）不同于日本政府甚至不同于中国的认识视角。通过数据对比，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日本媒体对“亚投行”的关注度远远大于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家媒体对“亚投行”的报道数量分别为475次、300次和389次，而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则分别为196次、105次和178次。这表明，日本舆论相较于“一带一路”这一政治领域的顶层设计，它们更加关心的是具体的、细节的经济利益。“亚投行”区别“一带一路”的地方在于其主要关涉经济部门领域，而日本企业、社会最关心的恰恰就在这里。日本媒体对“亚投行”的关注远远大于“一带一路”这一点也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观念，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政府的认识相背离。以中国的《人民日报》为例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自“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倡议提出以来，《人民日报》报道中涉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报道次数分别为561次和21次，也就是说中国对“一带一度”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亚投行”，这跟日本媒体的关注截然相反。

第二，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关注有着明显的高峰期。“亚投行”报道最多的时间段是“2015年4月-6月”，“一带一路”报道最多的时间段是“2015年4月-6月”、“2016年1月-3月”以及“2017年4月-6月”。其中，“2015年4月-6月”时值亚投行成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段比较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有，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会员国谈判会议以及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等，这些活动也吸引了日本媒体的关注。“一带一路”作为亚投行的母体，对其报道也集中在“2015年4-6月”这一时期，同时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并发表了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这些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而“2016年1月-3月”期间主要的事件是习近平主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正式访问以及相关的发言。通过具体的报道内容也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政治新闻来报道，而对亚投行的报道则更多出现在国际经济版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4月-6月”对“一带一路”报道的次数显著增多，这主要是因为5月14日中国举行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日本政府首次派团参加。日本政府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好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上。

第三，“一带一路”与TPP谈判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根据同样检索标准，笔者对日本媒体有关TPP的报道数量和时期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TPP的报道同“一带一路”、“亚投行”在数量以及时期上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日本媒体对TPP报道数量最多的时期分别是“2015年10月-12月”（《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家媒体的报道数量分别为：454次、454次和364次）以及“2016年10月-12月”（《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家媒体的报道数量分别为：420次、362次和346次）。其中，2015年10月-12月期间，TPP各谈判国就谈判内容达成一致，日本也开始正式参与到谈判，所以媒体给予相当多数的关注。2016年10-12月期间，则有两件重大事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第一是日本政府在国会通过了加入TPP谈判的决议，第二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宣布退出TPP谈判。虽然TPP的报道与“一带一路”并无直接的相关性，但是笔者在对其内容分别进行检索之后发现，日本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TPP；或者在报道TPP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即相同的一篇报道中往往既会出现TPP也会出现“一带一路”。也就是说，日本媒体已经意识到TPP和“一带一路”二者的共存关系或者竞争关系，虽然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采取回避态度，但是日本媒体强烈地意识到了”一带一路”的存在。

第四，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后，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更加积极和正面。关于这一特征有如下两点需要注意：首先，特朗普退出TPP谈判的声明给日本政府强烈的打击，虽然日本政府官方并没有向中国的“一带一路”服软，但是民间已经开始出现积极回应“一带一路”的声音。其次，关于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积极与正面的评判标准，考虑到新闻报道的相对中立性，笔者主要考察了三家报纸的“观点、“采访”以及“社论”等相对具有主观性或者指向性的栏目而得出上述结论。以《朝日新闻》为例，特朗普当选以前，《朝日新闻》就不乏支持“一带一路”的观点和主张，而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协定之后，《朝日新闻》对TPP的报道更加悲观，反而是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更加积极，虽然有些场合并没有直接表明态度，而是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态度变化的端倪。在《朝日新闻》的专访中，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专访根据笔者统计有15次，其中支持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入亚投行的主张占多数（9次），而且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专家们的观点更倾向于”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其他替代性多边贸易合作协定（主要是回归中国所主张的RCEP体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美国正式派代表参加，而日本也追随美国的脚步派自民党大佬二阶俊博参加论坛，同时二阶以及安倍晋三本人先后表明有条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言，这让媒体的报道更加倾向于支持“一带一路”。

总的来说，日本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虽然也有针对中国的政治批判，但不容否认的是，日本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主张和倡议是否对日本经济更加有利，这时最常见的讨论就是拿TPP来跟“一带一路”、亚投行作比较。日本媒体是衔接舆论、社会以及日本政府的桥梁，所以透过日本媒体的报道也大致可以勾画出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图像。更重要的是，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焦点，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多少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也反映出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认知，这种不同认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比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取得显著成效，而美国在TPP的进程中停滞不前）也会刺激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做出回应。

六、结语

当前东亚地区各种类型的竞争性制度框架给日本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这是日本选择TPP路径而非“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条件。而当前东亚的政治安全格局则促使日本倒向美国，TPP正是日本附和美国的政策产物，这是日本排斥“一带一路”的根本基础。然而，这样的前提和基础并非一成不变，目前来看最大的两个变数不是来自于日本政府自身，而是中国和美国。首先，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大多积极回应中国政府的倡议，这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多的正面效应（比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经济上的财富收益以及安全上的战略缓冲空间等等），为此已经有日本的政治家批评日本错过了参与“一带一路”的最佳时期。其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声明退出TPP谈判，这距离日本在国会强行通过TPP谈判决议不到一个月。美国给日本政府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事关贸易问题的TPP，甚至在安全保障以及地区合作的其他问题上，共和党政权都跟其前任民主党政权格格不入。日本国内出现支持“一带一路”的声音，不仅仅在于“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还在于日本的TPP政策遭到了美国的抛弃。但是，TPP已经在国会决议通过，日本政府也不会急于退出，但是它却需要找个台阶下，这时才有了近期日本抛开美国联合11国推进TPP以及联合印度推进“山寨”版“一带一路”的倡议。

本文在第二节分析日本的战略逻辑时已经指出，日本的大国依附心理是导致其用TPP政策捆绑美国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种大国依附心理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以TPP来对抗“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大国依附心理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即一旦大国出现政策变动的时候，日本是否能够灵活应对。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显然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政权会实现政党轮替，也没有为美国可能退出TPP做好周全的准备。但是，这并不妨碍日本外交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分析日本的战略逻辑时也指出“蝙蝠逻辑”的重要作用，战略依附固然重要，但切身利益也不能完全放弃。“一带一路”以及其衍生品（比如亚投行、RCEP）能够给日本带来更大的收益，这在前文的比较分析中已经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了，如果日本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展开合作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美国退出TPP谈判导致（至少是暂时性地）日本政府陷入了战略选择困境。简而言之，用TPP来对抗“一带一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日本政府在面对“一带一路”的时候该如何权衡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利益，这是其首要考虑的问题。考虑到日本的战略逻辑（强权依附）、国民性（蝙蝠性格）以及东亚地区环境的可能变化（国力对比的变化或者说权力转移），笔者认为日本在未来极有可能以更加合作的心态来看待“一带一路”，在此过程中也不排除其融入到亚投行以及其他合作框架中的可能性。如果过去日本在看待“一带一路”时是从迟疑到否定的过程的话，那么今后不排除其接近并且最终融入“一带一路”的可能。当然这一过程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即日本自身的战略选择、中国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决心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策调整。对于这些可能变数，既需要学术界和政策界做出前瞻性预判，同时也需要对日本以及东亚地区形势进行持续的观察。

（本文转自《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王广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整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