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首相更迭较为频繁。日本众议院选举、参议院选举及执政党党首选举，是促发首相更迭的制度性因素。在首相更迭的政治过程中，派阀领袖是最核心的行为主体，且党首选举与派阀政治共生，社会传媒影响内阁存续。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派阀抗争、日美同盟等政治生态因素密切关联。在自民党政权的不同发展阶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不尽相同，冷战后党员投票的引入则强化了新任首相的决策权威性。

徐万胜在文章中指出，2017年3月5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举行第84次党大会，通过了“总裁公选规则修正案”，决定将此前党章规定的总裁任期最长“二届六年”修改为“三届九年”。根据这一修改规定，原本将于2018年9月任期满两届的安倍晋三可以连续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实行“总裁、首相一体制”，这也意味着身为党总裁的安倍晋三在理论上可以担任内阁首相至2021年。至此，自2012年12月以来已连续执政四年有余的安倍晋三内阁呈现长期执政趋势。这促使国内外学术界更加关注“日本首相更迭”问题。

“日本首相更迭”作为一种与国家权力密切关联的政治活动，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范畴。与其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相比，基于政治学视角展开的课题研究，不仅是“日本首相更迭”研究的本体与基础，而且更利于深刻揭示其本质内涵。因此，本文拟基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生态的政治学研究视角，力图对“日本首相更迭”展开体系性研究：在透视各种首相更迭现象的基础上，阐释引发首相更迭的制度规定，梳理首相更迭过程的行为主体，总结首相任期长短的执政规律，并探讨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

一、日本首相更迭的制度规定

作为一种政体，议会内阁制的重要特征是：首相由国会选举产生，内阁对国会负责。“负责”的意思，就是内阁若失去国会的信任就必须总辞职。为此，日本学者将内阁存续的必要条件归结为“众议院的多数支持”和“执政党的支持”，将首相辞职的制度性理由归结为“众议院选举败北”“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参议院选举败北”“党首选举败北”“自发辞职”。

在日本，“内阁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往往导致内阁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且首相“自发辞职”也是在面临各种选举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决断。因此，可以基于“选举制度”的视角来探讨日本首相更迭的相关制度规定。《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唯有众议院才拥有首相提名的最终决定权。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除了众议院选举之外，党首选举与参议院选举也成为影响首相更迭的重要制度要素。

第一，由于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众议院选举是决定首相更迭的宪法规定。日本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首相经国会决议在国会议员中提名，但众议院拥有最终决定权。由于选举结果在宪法意义上决定着内阁进退与首相去留，所以，众议院选举在日本又被称为“大选”或“总选举”。

第二，由于执政党实行“总裁、首相一体制”，党首选举是决定首相更迭的党章规定。议会内阁制是以政党为核心来运转的。一个政党如果在国会中占据半数以上议席，其党首就自然而然成为首相人选；只要首相所属的执政党能够在选举中持续获胜，首相任期在理论上便不受限制。

第三，由于日本实行“两院均衡”的国会立法，参议院选举是决定首相更迭的执政惯例。与众议院不同，日本参议院的议员任期为六年，每隔三年改选议员的半数，且不能提前解散举行选举，故参议院选举被称为“定期选举”。

日本首相在任职期间需要历经众议院选举、党首选举与参议院选举的“三重”考验，这是一种“选上加选，再加选”的制度设计，加之众议院提前解散与党首剩余任期较短等，均成为诱发首相更迭频繁的重要因素。

二、日本首相更迭的行为主体

在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过程中，派阀领袖是最核心的行为主体，党首选举与派阀政治共生，且社会传媒影响内阁存续。

第一，首相人选大多来自派阀领袖。派阀领袖是日本首相人选的有力竞争者。在日本，若想成为首相就必须先成为执政党派阀领袖，派阀领袖是成功竞选首相的前提条件与必要条件。

第二，派阀势力往往决定首相当选。在自民党执政框架下，党总裁选举是实质上的“首相选举”，“国会上的首相指名选举就只不过是追认执政党党首为首相的仪式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唯有自民党总裁选举才是我国最高权力的产生过程”。

第三，社会传媒通常影响内阁存续。社会传媒在现代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常被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日本社会传媒参与政治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对政治事务的报道与评论、对政治家的采访与报道、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连续报道等。于是，通过影响大众舆论，社会传媒在内阁存续及首相更迭的政治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三、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生态

日本首相更迭，是在“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成与演进的。此种“特定”，更多地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内阁所处的政策环境不同。冷战时期，自民党政权所处的政策环境为冷战结构与日美安保体制、经济增长结构与社会安心意识；冷战后，其政策环境为国际环境变化、经济增长终结与泡沫经济崩溃、社会不安意识。内阁存续与否，关键在其施政能否满足政策环境的需求。

在日本，政治生态环境的细微变化，都是与首相的政治责任密切关联的。除了政治制度因素之外，导致首相更迭的其他政治生态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各不相同。若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历届内阁首相更迭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原因（包括身体健康、能力不足、身陷丑闻）、政策主张（包括政策转换、政策失误）、党派纷争（包括党内争夺、党际对抗）等。

通过对历届首相更迭具体原因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相任期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关联性是存有若干规律性内涵的。

第一，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联。在经济景气时期，日本首相更迭频率低，内阁长期执政。

第二，首相任期与派阀抗争呈逆向关联。执政党内派阀政治的发展状况，对首相任期具有重要影响。派阀政治的存在，要求首相自身必须具备良好的派阀操控能力。但是，首相自身的派阀操控能力是有限度的，其所处政治生态中的派阀抗争越激烈，首相任期就越短。相反，派阀抗争越和缓，首相任期就越长。

第三，首相任期与日美同盟呈正向关联。日美同盟是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国际战略支撑。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自民党才得以在日本国内长期实行资产阶级保守政治统治。在战后日本，不论哪一个政党上台，其内阁施政尚难以摆脱日美同盟的框架束缚，美国对日政策左右着日本政局发展。

四、日本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

日本首相更迭，大多是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框架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虽然首相发生更迭，但执政党并未发生轮换，而是由自民党内实力政治家轮流出任首相。这是日本首相更迭的基本特点。

整体上看，在执政党不变的情况下，首相更迭适度，有利于自民党政权内外政策的理性调整，拓展了其政策转换空间，有助于实现长期执政。具体而言，在自民党政权的不同发展阶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也不尽相同。但是，此种“首相更迭”毕竟不能等同于“执政党轮换”，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缺乏“执政党轮换”的“政治不成熟”日渐体现。

冷战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且自民党先后两次下野又重新上台执政，即实现了“执政党轮换”。一方面，首相更迭频繁不利于内外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在“执政党轮换”框架下的首相更迭也不能极端改变国家政策的基本架构。重大政策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且具有历史连贯性，不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内阁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维系着重大政策的基本架构。

自民党政权史上，在历经首相频繁更迭之后，往往会产生一个相对长期执政的内阁。毋庸置疑，内阁长期执政是有利于政局稳定及政策实施的。

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首相更迭的方式更加受到关注，且已悄然发生变化。或许正是由于首相更迭频繁，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主张首相公选制度改革的议论。首相公选必须伴之以修改宪法，此项改革议题的重要与艰难可想而知。

在近期内无法实现首相公选制的背景下，自民党总裁选举方式的变更，间接地提升了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党员投票“惯例化”与选举方式“民主化”，自民党的党总裁形象更易受到广大国民关注，总裁（即首相）更迭的政治影响力也更为扩大，强化了新任首相的决策权威性。

因此，在缺少宪法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冷战后“执政党轮换”的产生与党员投票的引入，都可视为日本首相更迭的一种自我机制调整。展望未来，日本首相更迭，始终面临着如何不断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政治课题。它需要在体现“政治民主”的基础上，保持政局稳定并保障政策实施，但难以完全实现。

（作者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

(责编：贾文婷、杨牧)

(原标题：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