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在小学同学群里凶猛地砸下几个红包，有人冒泡问，哥，现在在哪儿发财呢？

他但笑不语，扔出几张照片，里头有他跟名牌跑车的合照、他泡着日本温泉抽雪茄、他吃到的顶级刺身。

群里一片哗然。大家私底下的感慨是，真没想到啊，这小子竟是成了。

Jack在某大院长大，可打小不爱学习，初中染黄毛、扎耳洞成了个小飞仔，高中被塞进了去东京的飞机，成了一名需要靠打工养活自己的苦留学生，结果在日本一呆十几年，从本科读到博士，进了日本一家顶级银行。

如今Jack的身份是活跃于中日之间的商业掮客，高级点的说法是资本市场的FA（财务顾问），“这几年赶上机会好挣了点小钱”。

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创业很火，日本却反应迟钝，这就是Jack口中的好机会。

“我在银行见了不少日本精英，我看他们不过如此，我能做的比他们更好。”Jack抽了口雪茄，喷出个烟圈。

“最近日本的VC比以往更活跃了。”豌豆公主创始人翁永飚也告诉小饭桌。翁永飚在日本工作生活近30年，经历过日本经济的起起落落，他创立的跨境电商豌豆公主2016年底宣布B轮融资2600万美元，由日本最大的VC之一World Innovation Lab领投，伊藤忠商事等机构跟投。

“一方面是日本股市现状比较好，二是日本政府与大企业对互联网和中国机会的重视。”翁永飚说。

7月20日，孙正义在东京举办的软银大会（SoftBank World）上，一句“巨变即将到来，我非常激动，感觉睡觉都是浪费时间”，让日本重回聚光灯下。

历时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孙正义描绘了一副超前卫的未来图景：卫星网络覆盖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连接互联网的1万亿台设备将数据传送到云端，然后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而软银以及它投资的公司，将深入参与这一场变革。

这样巨大的野心，与日本在民用的创业创新领域的气喘吁吁、步履迟缓形成鲜明对比，却恰恰给中国公司一个切入日本市场的好时机。

都说日本缺乏创新，没有创业氛围，不过当下，金钱、创意、商业的交流在一批能够横跨中日文化的双栖人推动下，以几倍速流动了起来。

徘徊在门口的野心

“日本成熟企业长期以来有一种惯性，导致日本没有创业氛围，也让日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失去了话语权。”智能硬件公司Broadlink（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EO刘宗孺对小饭桌表示。

两年来，Broadlink通过与日本一家创业公司——LinkJapan株式会社合作，已经成功打入日本市场，获得了日本最大电表公司大崎电气的大宗订单，预计将与大崎电气的5000万个电表对接，实现家庭能源的高效与智能化。

可惜，目前看来，Broadlink还是个个案。

“日本的创业者很少，一方面是人们思想比较封闭，另一方面，是不缺工作，随便干干什么，就可以活得很好。”刘宗孺在日本的合作伙伴，LinkJapan创始人河千泰分析道。某种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放弃了在移动互联网上发力，他们把更大的注投在了——能源、环境、生命科学、新技术新材料、物联网上，做未来30年的底层铺垫。

自2010年，软银便不惜重金在物联网、AI、智能机器人(300024,诊股)上下注，甚至背上近千亿美金负债也在所不惜。

然而，孙正义全球弄潮的当下，我们再看回日本国内的现状——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一份名为《2014年度大学产学连携等实施状况》的报告中提到：日本对大学等科研机构每年的投入约为3500亿美元，这些投入的转化为将研发技术提供给大企业的收益为每年5亿美元，技术授权收益约为0.25亿美元/年，这意味着，日本绝大部分的技术研发投入都处于沉睡状态。

“正因为日本的大量技术成了沉默成本，才有我的机会，”崔进说。这个在日本生活了17年的中国人也是个FA，眼下“做点中小规模的案子”。

“就算我做不了行业里的一流公司技术，可以做后面的二三流技术的公司，他们的技术拿到中国照样很厉害。”

最近，崔进接触了一位中国制造业的客户，明确对他说，我要收购给日本汽车厂商供货的供应商，不论是方向盘、树脂还是钢材零件，只要公司接过这几家车企的单子就行，有没有不良资产都无所谓。

“对方承诺日方一切照旧，三年不动，就跟做泡菜似的慢慢腌制。趁着资金充裕赶紧买入，冲高市值，做股本定增，做海外题材。”崔进解释。

崔进还曾试着帮着国内一家环保行业的上市公司从日本买入一项技术，这项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环保处理效率，还不用后期维护。客户对他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这个技术。

“只会是一群羊，并非一群狼”

其实，买入日本资产之外，日本本土市场也是块足够大的蛋糕，巨头企业所覆盖的领域之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领域里，全是亟待填补的商业空白。

眼前的案例，便是LinkJapan，这家公司已在日本智能家居领域企业搜索排名第一，接下来会通过租赁模式以服务形式实现智能家居的普及。

“日本市场很慢热，要求也很严苛，想进入这个市场，认证、管理这些前期准备都非常花精力，然而，你一旦进入打进来，就有了先发优势，用户的忠诚度会很高，溢价也是足够的。”刘宗孺分析道。

不仅如此，日本的商业世界并不喜欢竞争，在新兴领域一旦你跑出来了，面对的只会是一群羊，而并非一群狼，这保证了你可以很舒服的在这个市场上活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三年前，河千泰在阅读中国科技新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对Broadlink所出品智能遥控器的报道，他第一时间下单买回了一个。“我用了发现产品有些小问题，但这个产品是未来，每个日本家庭都应该有一个，”河千泰咬字稍带日语腔调。

河千泰想把Broadlink的产品引入日本。他迅速给Broadlink的官方电子邮箱发出一封信，表达了意愿。结果，不出一天，就收到了Broadlink的回复——可以，我们先试一试。

至今，LinkJapan都没有在营销推广上做专门的投入，而是把中国产品做了更精心的打磨，以适应日本市场。

LinkJapan目前的策略是：以C端智能家居产品提升品牌和产品认知，打开物联网家庭领域市场，一旦产品美誉度提升，就能吸引到B端的大客户，LinkJapan就可以为这些B端客户打造一整套硬件解决方案。大崎电气这个大客户，就是在体验过C端产品后，主动找上了LinkJapan。

显然，如今LinkJapan已经玩进了日本的主流商业圈，可创业头两年，河千泰手头一直很拮据。他没有雄厚实力的背景，初中跟随作为日本战后遗孤的姥姥从东北回到日本，入了日本籍，娶了位中国太太。而他所能依赖的，就是自己能横跨中日文化的能力。

他曾考虑过引入日本的风险投资，可在跟几家VC谈过后，放弃了这个想法。

“有几家VC找过我，我发现他们很守旧，缺乏冒险精神和眼光，恨不得你快上市了才肯把钱投进来；还往往以目前的收益状况来计算公司估值，公司的价值会被严重的低估；他们还习惯于干涉公司经营方向、资本运用方式，总之什么都要管。”他说。

本土VC不太行

“你可以叫他们商业战士，西装就是他们的新战甲，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相，因为日本经济没有增长，他们就在全球买大厦、买矿山、买公司，买各种价格高昂的资产。”

崔进在瑞穗银行时见过几个日本一流的投资人，他感叹这群人实在牛逼。

然而这批精英几十年来一直忙于全球买入，却覆盖不到眼皮子底下的机会，或者根本不屑于日本本土的“细小”机会。

6月21日，崔进联合一些朋友成立了亚洲风险投资俱乐部（AVC），还请来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做开幕演讲。鸠山由纪夫当时的演讲主题是“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业机会”，给足了崔进和这个俱乐部面子。

“日本的政界不愿与商界牵涉太多，但是却与学界交往甚密”。崔进这些年在日本结交了不少教授朋友，有必要的时候还资助一下对方，这些人出于感谢，也会主动给崔进牵线搭桥，助其认识政界人物，比如鸠山由纪夫。

在崔进的规划里，AVC将会是个投融资平台，撮合资本方和日本的各路创业者，将中国模式输入日本，将日本技术输入中国，总之，专利、技术、IP、乃至人才的买卖，他都做。

创业之前，崔进在日本瑞穗银行东京总部担任了两年特聘研究员，发现日本银行业的精英们，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在他看来，到处都是新的机会。

单干之后，崔进搜寻项目都是通过他在瑞穗结下的关系网，比如他在“四大”的朋友，能够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给他提供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和投融资计划情报。

横跨中日的投资机构日联资本做过一个统计，在日本，共有4类VC机构，分别是：由银行设立的银行系VC，规模占比为23%；有本土实业公司设立的实业系VC，占比为28%；由LP、GP出资成立的独立系VC，占比为35%；以及大学孵化基金设立的大学系VC，占比14%。

非独立系VC总占比高达72%，无怪乎日本VC的主流投资思维偏于保守。

日本的创业者们并非不需要VC，而是不需要眼下日本这样的VC。看起来，这为不缺钱又不缺经验、愿意冒险的中国资本提供了空间。

不过，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如果你想进入日本市场，你需要能在中日两种文化间自由穿梭中间人。

“前几年，中国在日本买买买那架势有点类似露水姻缘，睡完就走，短平快，接触的对象也未必是足够好的。我想干的事是撮合国际婚姻，就相当于个媒婆。”崔进摁灭一根烟，说道。

“想结婚，你需要个接触的过程，得从吃个饭、看个电影这样的提议开始，还要通过结出的过程发现对象是否足够好、足够合作。跨国婚姻双方底蕴不同，这事急不来。”

一个横跨中日FA的自我修养

圈子里熟悉Jack的人都说，他太适合吃“掮客”这碗饭了。

作为中国人，Jack打小在大院里见多了权贵，自然也有颗想要出人头地的心。他说，父母没有给上力，那就要靠自己拼搏，创造财富。

他的日语流利到让人分辨不出他是个中国人。他熟读日本历史，对日本人文掌故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当地人。他去做导游，有口皆碑，于是接待了不少国内来的政商界头头脑脑。

这是他的一张王牌，凭着自己极佳的语言天赋和迅速反馈、执行的能力，他为自己在日本换得了几张跻身主流的通行证。

“要我看，李莲英和李鸿章其实一样牛逼，”Jack又爆惊人之语。“他俩干得事核心都是一样的，细心、快速、执行力，永远说yes，不说no。”

在Jack看来，FA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对人性的洞察与把握。

他每次参与谈判之前，都要对着镜子自己跟自己演练几个小时，把所有谈判桌上可能遭遇的质疑和问题一一应对。

他曾陪着国内来的一位地产商人到东京一家很有名的手工西服店定制西服，裁缝量好了尺寸，告诉对方要等半年才能取货。

地产商嫌等得久，Jack与是对裁缝说：“你的手工太完美了，为了表示对你手艺的尊重，这位先生希望你这半年内就专心为他打造这一套西服，不要再做别的事情。”

地产商不吝惜钱财，手艺人就爱听别人赞叹自己的手艺，于是宾主尽欢。

“这就是做FA的基本功”，Jack颇有些自得的总结道。

崔进在瑞穗银行时，见过一位前辈，是个传奇人物，他曾向对方请教“为FA之道”。

这个身材矮小的日本老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替日本头部财团买下了美国纽约一幢地标式建筑，这是老头最成功也最失败的一笔收购。

这栋大厦被日本人以高出其他收购方数倍的价格买入，又在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后，被美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了回去。

“我挣到钱了，但这不代表成功”。日本老头对崔进说。

这位老人也是日本初代商业战士的代表之一。他告诉崔进，对于FA而言，谈判方式、技巧也好，信息数据也罢，都是外在形式，说到底，商品只是个载体，操作背后的是人，人才是最重要的。

“他还告诉我，不要犯错误，要用保守的打法，比如不能短视，不要相信汇率，国家的政策是一个商人左右不了的。”崔进抽了支烟，若有所思。

“你30年后再来看，日本收购大楼这事其实是个悲剧，不管你在当时有多开心。”

Jack对这场收购的历史问题却不置可否，他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鸿章要保住大清，而他，读再多书，又能怎么样，不如创造财富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得重要。

早在6年前，Jack的梦想是拿到日本的居留权，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如今已经打入日本主流社会的他却发觉中国的护照反而更好使，给他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他的偶像之一是DST的尤里米尔纳，这个俄罗斯人四海为家，一年2/3的时间在飞机上。

“我以后就把家安在星空联盟上了”，Jack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