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姓名：黄有良

性别：女

终年：90岁

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噩梦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逃亡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

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