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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新加坡，部门经理级的工资平均达到2300万～2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146万元)，而日本还不到2000万日元，而日本董事级的工资甚至被越南超越。按国别观察企业支付的工资和薪酬发现，职位越高，海外越高于日本，差距就越大。日本企业的年轻员工在到科长级别时的工资高于亚洲各国，但到部门经理和董事级别则被超越。具有高端技术和经验的人才的争夺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的“竞争失败”风险也被指出。

人事咨询企业美国美世(Mercer)调查了世界125个国家的2万5千家公司、1500多万人的2016年度薪酬(预定额)，按平均汇率换算为日元。日本企业以汽车和家电等上市企业为中心调查了264家。对象多为大型企业，存在金额可能偏高的倾向。

观察各国包括当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部门经理级的年平均工资(按账面计算)，新加坡达到2412万日元，中国(上海)达到2340万日元，另一方面，日本仅为1981万日元。而科长级的平均工资则是日本(1022万日元)高于新加坡(1008万日元)和中国(668万日元)，形成对比。

日本的人工费在整体上依然很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最近调查显示，一般工厂劳动者的工资在东京为每月2339美元，而上海仅为558美元，胡志明市为214美元。与海外相比，日本国内不同职务之间的差距较小。

职务越高工资差距越大

美世日本公司的顾问荣立土志指出，“海外根据贡献的大小，毫不吝啬地支付工资”。日本倾向是，如果同样是部门经理级职务，主力部门和间接部门要保持工资水平相同，但“海外则向赚钱的明星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支付更多工资”。

到了董事级别，差距进一步加大。在日本，地位低的董事薪酬仅为2713万日元，但中国超过4千万日元，新加坡也超过3535万日元。日本甚至被越南的2803万日元超越。此外，韩国企业至部门经理级别的工资仍低于日本，但也在董事级别超过了日本。

亚洲企业通过优厚的待遇来吸引人才。八木一之(59岁)2016年10月从三井物产跳槽到中国的长城汽车。如今担任集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北京工作。八木表示，“长城汽车的魏建军董事长希望学习日本企业文化的态度很突出”，预计即使超过60岁，薪酬也不会逊色于三井物产时代。日本企业员工退休后再就业时很难维持较高工资。日本企业根据年龄决定薪酬的僵化制度将成为人才争夺的绊脚石。

美世的调查区分了国别，但可以看出在日本企业的海外法人，也是职务越高工资越是增长乏力这一倾向。例如比较上海各公司的薪酬发现，日本企业的部门经理级别工资仅为1853万日元，低于中国企业(2012万日元)，也低于不含日资的外资企业(2394万日元)。刚刚晋升为科长之际，日本企业、中国企业和不含日资的外资均为350万～400万日元，没有明显差距，但随着职务的上升，差距不断扩大。

工资翻至3倍

从日本的大型电子企业跳槽到上海一家半导体企业、并从事人才中介的一名男性表示，“如果日本人跳槽到海外，年工资达到2千万～3千万日元的情况很多，有时甚至增至3倍”。工资水平的差距有时成为日本企业争夺人才的阻碍。不过，也出现了在短期间内获得技术和经验之后迫使日本人离职的“用后即抛”的案例。

据英国人才猎头企业Hays统计显示，以工资为由考虑跳槽的人呈现增加态势。在台湾人工智能风险企业工作的一位30多岁男性的年工资超过1千万日元。达到直到3年前工作的日本电商乐天时代的1.5倍以上，该男性表示“裁量权大，只要取得成果，就回报个人”。

由于人口减少，日本国内市场日趋萎缩，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将加速。不仅是制造业，在金融和服务业，世界各地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决定企业盛衰的管理层的人才需求预计不断增加。

但日本企业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薪酬，在人才争夺竞争中将难以取胜。不仅是贯彻成果主义，还需要改为优待企业管理层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