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片：三菱汽车（上）和日产汽车标识。（新华/路透）

一系列丑闻中，这些日本企业或许各有内部管理、高管品行、业绩压力等因素，但这么多日本制造业代表企业集中曝出篡改、造假、隐瞒、谎报等重大丑闻，背后是否暴露出日本社会某种深层危机？

事实上，如果跳出企业视域，人们势必会注意到，这些日本企业暴露出来的“隐瞒文化”“篡改文化”在日本政界、官界同样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安倍夫妇卷入的森友学园丑闻为例，不仅首相官邸和自民党上下拼命捂住盖子，日本财务省的相关知情部门也在隐瞒、篡改乃至销毁对安倍夫妇不利的证据。几乎同一时期，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被曝向国会和公众隐瞒南苏丹维和行动的相关记录。更甭提在历史和领土主权问题上，日本各界一贯地隐瞒、篡改、销毁不利于日方主张的历史档案和人证物证。而在这些问题上，“惩恶扬善”的机制在崩溃，最典型的例子是，涉嫌隐瞒森友学园丑闻的财务省高官事后被安倍擢升为日本国税厅长官。

日本传统上有“耻感文化”一说。但不得不指出，这些年，弥漫日本政、官、“军”各界的“隐瞒文化”“篡改文化”“歪曲文化”正在战胜“耻感文化”，导致日本社会对谎言、造假的“耻感”阈值急剧降低。日本企业不断爆出的这些造假、篡改和隐瞒丑闻，不妨视为日本社会这一“新传统”的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