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贸易战的硝烟瞬时腾起。一些人在分析相关话题时，拿中国当前的情境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相比。对此，笔者以为，中国虽与日本不同，但确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二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主张贸易不平衡的责任在逆差一方，而非顺差一方。因为当时，美国是最大的对外贸易顺差国。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多年的资本输出、制造业外流使美国渐渐变成了贸易逆差国，于是美国转而追求顺差方的责任。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就是美国为了扭转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而提出的。在那之前，日本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方，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

《广场协议》要求美元逐步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并规定日元与马克大幅升值。这次调整使得日本迎来日元突然大幅升值而产生的经济下滑，造成短暂但急促的危机。后来，美国在松了一口气后，允许各方调整政策。这时，患上日元“恐高症”的日本趁势把提上去的利率调低。但在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过热的背景下，这种超低利率持续了两年多，使得过热的经济最终变成泡沫。

但美国不能对中国使用汇率手段。由于处在经济转型期，我们的汇率政策方向更倾向于稳定，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的“恐高”。因此，美国很难用当初《广场协议》的那套跟中国打贸易战。

另外，中日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也让美国动用关税手段打压我们的意图很难得逞。当初日本制造业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可谓“真刀真枪”。由于以贸易立国，日本允许短期资本自由进出，以解决贸易货款问题，而对本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长期资本进行限制。因此，日本制造业几乎100%都是本国投资，然后把自己生产的“真金白银”出口到美国。美国在动用关税、汇率等手段打击日本的时候，也就打得实实在在。

而中国的政策正相反。我们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外资的，而且是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组装加工在国内。这样的情形使得我们对美出口看起来很大，但大部分是外资甚至美国公司主导。那么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增加关税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反而对美国国内的福祉是一种伤害，造成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