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近日因属下性骚扰记者一案，遭到媒体紧盯的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媒体追问下，竟脱口声称，“性骚扰不是罪，与杀人、强制猥亵不一样，当事人（福田淳一）否认此事，我们也要尊重他的说法。”

4月25日，杰尼斯旗下人气偶像团体TOKIO（东京小子）成员山口达也涉嫌在自己家中猥亵女高中生，遭东京警视厅函送检方侦办。山口达也出道十余年，作为影视歌三栖艺人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此事一出，他所参与的节目将进行剪辑或停播，东京奥运会巡回旗帜大使一职也将跟他说拜拜。

不少网友对此事感到震惊，而近日以来，日本国内已曝出多起令人震惊的性骚扰事件，加害者涉及政府高官和著名摄影师。

日本的女性地位一向是热门话题，这一回#MeToo（我也是）运动终于蔓延至日本。但国民的反应仍能看出一丝微妙。

她们勇敢站出来发声，却被骂成“耻辱”

福田淳一应该是近日来被控性骚扰的人士中最具社会地位的一位，他是财务省事务次官，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的爱将。

除此之外，财务省要求女记者出面配合调查一事也引发批评。批评者中包括呼吁为女性赋权的日本总务相野田圣子，野田认为财务省的要求等于是在向受害者施压。

而女记者所属的朝日电视台也因此事处理不当遭到质疑，女记者最初打算通过朝日电视台揭露此事，但被相关负责人劝阻。因此，女记者才选择向周刊爆料，但很多人批评她的这种做法。

日本笑星松本人志发出质疑——朝日电视台在已知女记者被性骚扰的情况下继续派她采访福田，这难道不是职场暴力？但如果是女记者自愿继续采访，这就像是美人计了。

为什么勇敢站出来发声却还遭到抨击？同样的情况去年5月也有发生，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召开记者会，指控东京广播公司时任华盛顿分社社长、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在2015年以讨论工作为由约她吃晚餐，随后实施性侵。她还出版了《黑匣子》一书，倾诉自己的遭遇和磨难，在美国掀起热议。

但在日本，她遭受的更多的是网友的攻击，甚至还有死亡威胁。接受采访时，伊藤表示很多网友对她发出恶言，称她罪在“长相太诱人”，指责她毁了一位重要人物的一生，甚至有女性表示视她为耻辱。

伊藤还透露了她报案时所遭遇的折磨，被性侵后的隔天她到一家妇科诊所进行检验，但该诊所缺乏处理性侵案的专业；而她打电话求助性暴力受害者中心时，对方拒绝通过电话提供协助。耗费了3周时间终于让警方受理报案、着手调查后，除了被要求反复回想案发经过，警方甚至要求她以真人大小的娃娃还原性侵现场。

日本的问题也是很多亚洲国家的缩影

伊藤的故事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明在日本“性侵”仍是一个人们讳莫如深的话题。

日本政府的调查显示，有过被强奸经历的女性中，超过2/3的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朋友和家人，只有4%的人说她们报了警。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麻里认为，长期生活在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一旦成为受害者，她们更多的是试图遗忘不愉快的经历，而非寻求外界支持。

关注#MeToo运动的日本律师伊藤和子认为，日本规制性骚扰的法规不够完善，110年前制定的性犯罪法，去年才进行修订。日本人自小就被教育不要说不，这种社会文化令受害者学会了隐忍，同时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女性的处境真的很难。

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据慈善机构行动援助的统计，57%的孟加拉国女性，77%的柬埔寨女性，79%的印度女性以及87%的越南女性都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但越南政府去年的一次调查显示，相比曝出自身遭遇，性骚扰受害者更愿意保持沉默，因为她们感到“羞耻，甚至受到歧视”。在一些国家，女性正面临着更基础的战场——确保性骚扰被明确认定为犯罪。

在马来西亚，女性主义活动人士十多年来一直在为一项更全面的反性骚扰立法奔走；而在街头性骚扰尤为严重的印度尼西亚，去年提出了一项将性骚扰定罪的草案，后来却在国会中被搁置。

在印度，很多女性积极响应了反性骚扰运动，并在社交媒体公开了自己的遭遇，不仅曝光了媒体部门、夜总会，还曝光了宝莱坞的相关事件。但有人发现这项运动在印度只是中产阶级现象，不包括其他女性的声音。达利特人（Dalit，印度传统上对最底层人的称呼）、性工作者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基本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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