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6月6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日本“宽松教育”主题沙龙。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藤冈谦一、北京日本人学校校长栗本和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高益民、21世纪教育研究院RISE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三友阳子参加了沙龙，和来到现场的教育学者、家长等一起探讨了日本“宽松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社会影响，共同交流义务教育的基础价值观和教育理想。

沙龙现场

从左至右：三友阳子、栗本和明、杨杰川(后）、藤冈谦一、高益民、杨东平

自2017年起，我国各地各级政府实施了整治课外培训机构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政策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但是去年日本文部省对“宽松教育”政策的改革，引起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热议，在传播较为广泛的观点中，认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对日本造成了种种恶果，是失败的教育改革政策，这也成为了部分人反对“减负”的理由。事实如何呢？这篇文章将为你理清。

背景

日本为什么要提出“宽松教育”？

“宽松教育”单单从文字上很容易让公众认为是一种轻松的、低要求、低学习质量的教育取向，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日本“宽松教育”政策出台和当时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藤冈谦一表示，日本的教育一直受到经济界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化学工业领域优秀的工厂工人。从而推动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日本政府逐步加强学校理科学习的内容和实践。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日本生产据点转移到国外，在这个阶段，经济界认为未来需要有能力从事研发新技术的人才和独立思考的人才。当时中小学课时太多了，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减少课堂内容和时间，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逐渐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文部科学省提出“宽松”教育改革：“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1978年）。

沙龙现场

实质

日本的“宽松教育”到底是什么？

“宽松教育”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政策语言，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语言，有点相当于中国的素质教育：过去是应试教育，而后提出素质教育是为了应对应试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益民教授解释到。“宽松教育”这个词怎么提出来的？是因为过去叫做“灌输式教育”、“填鸭式教育”。一个箱子一个容器给它灌满满的，一点缝都不留！这是日本填鸭式教育。所以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而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起来容易的政策语言。

所以在日本，“宽松教育”的提出是纠正越来越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倾向，“宽松教育”重视的是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填鸭式学习是重视基础，系统化学习。

所以“宽松教育” 精简学习内容的主要出发点是给学生适当的“留白”，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流出空间，并非为了降低学习难度与教学质量。

发展

“宽松教育”的主要发展历程

日本的中小学教学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即《学习指导要领》，它的制定是为了让全日本所有地区保持一定的教育水准，由文部科学省颁布、制定的课程要求。根据田辉教授的研究，日本战后的《学习指导要领》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战后新教育时期（1947年、1951年版）

• 第二，学科中心时期（1958年、1968年版）

• 第三，宽松教育时期（1977年、1989年、1998年版）

• 第四，培养扎实的学力（2008年、2017年版）

日本中小学课时变化

其中，1998年修改、2002正式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是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学习内容减少了约3成，上课时间减少了约1成。对“宽松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次修订中减少的教学内容过多。

沙龙现场

澄清

几个关于“宽松教育”的关键事实

“宽松教育”有没有造成“学力下降”？

“宽松教育”为什么和学力下降联合起来讨论？三友阳子了一个例子：在日本实施“宽松教育”后，校外教育机构出了一张很有代表性的海报。

海报的大意是说“宽松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圆周率可以用“3”计算，但是实际上文部省从来没有规定圆周率用“3”来计算，但是校外的教育机构集中起来做这样的海报，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他们教的是什么？不断的讨论后，公众就认为“宽松教育”有损国家教育。

但现在日本的问题不是儿童的学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关注其背后那些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学力下降的原因不是因为文部科学省的“宽松”教育，而是因为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与日本整体上发生了变化。

栗本和明校长发言

栗本和明校长也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以大家熟悉的PISA调查结果说明。红框是所谓的实施“宽松教育”的PISA结果，然后日本开始实行 “脱宽松教育”，结果2015年，日本的PISA成绩就上涨了，仿佛说明了 “宽松教育”引起了日本PISA成绩的下降或者上涨，但实际上并不是。

高益民教授做了说明：首先，日本199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2002年才正式实施，2003年进行的PISA测试成绩怎么能归因到1998年减少学习内容？

其次，2006年日本PISA成绩相比2003成绩下降的原因很多，比如：台湾参加了，拿了第一，韩国参加了，香港也参加了，亚洲国家都特别会考试，日本相对的名次就下来了。

“宽松教育”某种程度上成了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替罪羊”

然而日本社会对“宽松教育”问题没有展开冷静讨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当时的日本在经济不景气中挣扎，日本社会充满了不安。认为这样下去，经济迟早会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 “宽松教育”导致学习能力低下，这一批评使得日本人更加不安，很多人从感情上反对“宽松教育”。没有对“宽松教育”是否真的造成学习能力底下的认证，就被强烈的反对意见所压倒，“宽松教育”在实施后仅仅一年就转换了方向。在“宽松教育”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接受“宽松教育”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到现在也被认为学习不好的一代。藤冈谦一补充道。

藤冈谦一

日本“宽松教育”的大方向变了么？

在日本，“宽松教育”这个话题不是那么新了，因为03年和06年两次PISA日本成绩都不好，那时候大家对“宽松教育”表达了一种担心。最近几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宽松教育一代毕业工作了，有用人单位对宽松一代的评价不太好，不大像以前日本人那样守规矩，懂礼貌，勤恳了，相当于中国现在的“90后”，比较自由。当然这一点也没有严格的调查，但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宽松一代在行为举止、思想的观念上，跟以前的老派日本人不一样。

高益民教授认为，把这个问题归到宽松教育也有点牵强，因为现在日本的大公司、企业曾经的终身雇佣制都变化了。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失业人口的增多，工作方式开始多样化，家庭收入差距的加大，整个社会的不安定性加大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老一辈年轻人说我要找一个稳定的，一干干一辈子的工作，但年轻一代表示我只要在小店里打零工也可以。社会的因素变动比较大，如果说单纯的由宽松教育带来的，似乎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考。

高益民教授发言

同时，现在很多中国媒体上的观点认为日本“宽松教育”的大方向改了，全盘否定了之前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观，这个观点不完全对。像生存力、深度的学习、主体的对话与学习这些理念与价值观，是没有变化的。日本的“去宽松教育”改革不过是把过去减的过多的学习标准又加回去了，从表面量的角度来说是加回去的，但并不是像国内某些媒体宣传的，仿佛日本在走向“应试教育”，在不断加大学生负担。

“减负”的中国PK“脱宽松教育”的日本

三友阳子的女儿现在在北京读小学二年级，每个寒暑假，她会把女儿送到日本的公立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她描绘了中日两国小学教育的不同：

三友阳子（左）与杨东平（右）

这几年中国特别推动“减负”，女儿的学校也很推崇自由教育，表面上看比较宽松教育的。但和日本学校“脱宽松”的教育比起来，这种‘宽松’表现并不明显。在日本，女儿回来做作业，一个小时做完了，而在宣扬“宽松教育”的北京的小学，女儿每天睡觉的时间是11点到12点。

另一个感触是关于中国学校里的家长微信群，教师会在群里公布今天某项测试的成绩优异者，如果没有自己小孩的图片家长就很难受。或者在群里发布夏令营班的信息，价格特别贵，家长看到了心里就会很焦虑。而在日本，学校和家长的沟通是非常简单的，比如哪天开运动会，就是一个简单的通知由学生带回家，没有过多的信息，日本的教师也不会在私下与家长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

思考

“宽松教育”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于“宽松教育”政策，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它作为一项教育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宽松教育”政策的制定并非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决定实施怎么样的教育是以成人的情况决定的，去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是出于对孩子们的考虑。 另外，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钟摆现象”——日本的教育就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缺乏稳定目标，也没有给相关政策呈现效果的时间。

日本教育政策的钟摆现象

同时，政策制定中还存在目的和手段不相符的问题， “宽松教育”的出发点是1978年提出培养独立思考、创造新事物人才的目标，这是正确的想法，但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非简单减少机械学习内容就可以实现，还需要配套的课程与教学方法。

最后，藤冈谦一的一个观点值得思考与借鉴：鉴于日本“宽松教育”政策改革的时间，他认为社会不稳定期，不是推进教育改革的恰当时机。中国也在推进教育改革，衷心建议，教育政策的制定应着眼孩子们的未来，经过仔细的研究，然后推进改革，形成清晰稳定的教育价值理想。

参会人员合影

（王晓鹏整理自“日本‘宽松教育’主题沙龙”现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