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灵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任)

1968年10月起,日本东京、京都、函馆、名古屋连续发生四起枪杀案件,凶器为同一型号的手枪,被害人之间却毫无关联,侦破陷入迷局。正当警方束手无策之际,案犯又在东京行凶,未遂被捕,悬案告破。案犯永山则夫年仅20岁,被判死刑,但其判决悬隔了29年,直至1997年才执行,引发了日本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议,也确立了该国死刑判决考量因素的“永山准则”。

生活悲惨不能成为报复社会的理由

永山则夫被捕后,立即承认所有罪行,并连续打出悲情牌,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1949年,他出生于北海道,兄弟姊妹8人。父亲好赌嗜酒,后来醉死于路旁。母亲带着4个小孩回了娘家,不包括他,让他自生自灭。哥哥因女友怀孕,被女方家长毒打。姐姐退婚又堕胎,患上精神病,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带着他在垃圾箱捡食剩菜,苟活于世。社会的严重倾斜,扭曲了他的心理,所以他要报复社会。行凶时未满20周岁的他,憎恨社会已有多年。

根据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永山则夫由于成长过程中的贫窘交迫,心理状态严重畸形,但却并非精神病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报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报复,更知道怎样去报复,才在异地多次作案。据此,法官拒绝了永山则夫及其律师提出的无期徒刑请求,仍然判决其死刑。个人生活的悲惨,不能成为报复社会的理由。法官认为,报复社会不但不足以改变个人生活的悲惨,还会将其他人陷于悲惨之中。

这个世界上,悲惨的人何其之多,永山则夫并不是唯一一个。有人因先天疾病,或后天残疾而悲惨,有人因失恋、背叛、遭到侮辱或损害而悲惨。悲惨者有改变的权利,但应当采用合理的手段,针对合理的对象。永山则夫“无差别”杀死的被害人,并不是导致他陷于悲惨的人。被他“无差别”破坏的四个家庭,却因此陷入悲惨之中。假如这是可以原谅的,那么这四个被害人的家庭,岂不是也可以报复社会,如此循环往复,法律岂不成了罪恶之源!

法律标准的设定基于普通人心智

法律就是规则,就是标准,就是界限,这些规则、标准和界限的设定,是基于普通人的心智,包括智商、情商、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等。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虽然处在法律规则、标准、界限的边缘,但同样必须遵循法律,不能因为身处边缘,而可逾越于法律之外。人终究是人,即使到了“超级计算机”和“大数据”近乎无所不能的那一天,法律也不可能为每个特殊的人来量身定做个别化解决方案。

永山则夫被判死刑后一直未执行,许多人认为日本法院可能重启司法程序,改判其无期徒刑,然而并未如此。与普通的杀人犯不同,杀人狂除了心理阴暗、手段残忍之外,还有其被人忽略的一面:往往有很高的智商,能在绵羊和恶狼之间变换,让畏惧他的人远离,让怜悯他的人失去警惕。永山则夫入狱后,不仅彻底认罪,表示悔恨,还写了《弃儿》《木桥》《无知的泪》等小说,劝诫青少年遵守法律,一时好评如潮,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后悔是不是出于真心,如被释放出狱,会不会把被判刑也计入他的“悲惨”,更加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

与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一样,日本刑法学界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死刑存废展开一场论战。持“废除死刑”观点的学者,在“永山则夫案”的特殊性上发现了机会,极力推动将永山则夫改判为无期徒刑,并利用这一契机,一举促成日本从此废除死刑。但是他们承认,他们并不认为“永山则夫案”当初就判错了,并且认为1997年对永山则夫执行死刑也仍是合法的。

日本法院于1997年决定执行对永山则夫的死刑判决,确认了日本刑法对死刑的保留,也就此确定了日本死刑判决的九条考量标准: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方法(特别是连续性和残虐性)、结果严重性(被害者人数)、遗属感情、社会影响、案犯年龄、前科、犯罪后的情况,后被称为“永山准则”。与永山则夫在监狱里写下的那些小说里表达出来的忏悔相比,这些标准也是基于普通人心智能够理解、能够把握的原则设定的,要真实和可靠得多。

重温古代的警世之篇

有观点认为,永山则夫被判死刑后,立即执行倒也罢了,拖了29年才执行,等于被处“29年监禁+死刑”,等于一罪二罚,有失公正,司法机关没有这种权力。这种观点有点过于“学究”了:让一个死刑犯多活29年,怎么反而成了对他的不公正了呢?除了一心求死之人,谁又会在面对死亡时,觉得再活29年反而是亏待了他、马上杀死反而是公正呢?

熟悉古代文献的读者对于此案的评价,可能会清醒得多。古希腊人伊索(前620-前560)搜集的民间故事中,有两则类似的故事,一是《农夫与蛇》,一是《牧羊人与狼》,都告诫人们要分清善恶,只能把援助之手伸向善良的人。在没有知道别人身份,不知道别人心底是否真诚的情况下,不要随意轻信别人,坏人不会因为你的热心而感动。不要吝惜给好人帮助,但对恶人却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文学名篇,也谆谆告诫人们不要耳朵太软,轻易相信“狐狸的眼泪”。最著名的当然是“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马中锡《中山狼传》)。《红楼梦》中把许多女子描写得钟灵毓秀,男子则污秽下作,但最坏的、最无耻的帽子,恰恰戴在那个虽未正面出场却能让人感知其无情无义、恩将仇报的小人孙绍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