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

6月12日，举世瞩目的美朝首脑峰会顺利结束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有力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得到了包括中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期待。

不过，作为朝核问题重要涉事方的日本，却感到有些落寞。在美朝会谈之前，日本的主要外交目标是希望美国在会上能迫使朝鲜全面弃核并帮忙日本解决日朝之间存在的绑架人质事件，安倍首相为此也多次给特朗普做工作。但美朝会谈结束后的共同宣言中这两项内容都没有达成，令日本朝野上下极为失望。安倍本人接受采访时也只能用“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谈中谈到了人质问题”这样的言论来搪塞，引来一阵批评。更有评论指出，日本在这场会谈中的落寞情形，更与其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频放狠话、煽风点火的高调行事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日本在朝核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为什么会被边缘化？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少分析，但在笔者看来，安倍的判断和日本外交的某些痼疾，是其中关键。

从内政上讲，日本政府在处理朝核问题过程时的许多做法，始终和安倍政权摆脱国内丑闻的动机纠缠不清。朝核问题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激化，当时正值“森友”、“加计”两个学园问题持续发酵，安倍内阁焦头烂额之时。朝鲜试射导弹并大力推进拥核的行为令日本国民不安的同时，也让安倍发现了转移视线的机会。安倍以“拯救国难”为口号，向朝鲜发出了强硬表态，并许诺国民定然解决长存于日朝两国间的绑架问题，迅速积攒了人气与声望，从而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由此安然度过了政权危机。这固然是一次精彩的危机处理案例，但也不

可避免的决定了未来日本政府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强硬基调和僵硬立场。因为如果安倍想采取其他灵活手段的话，他就无法面对当时在日本国民面前许下的承诺而承受“背信”的指责。

另一方面，自安倍上台后日本国策的重要调整，使得外交视野愈发狭隘，更进一步削减了转圜的空间与条件。自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中日实力对比的总体性逆转，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执政阶层陷入空前的战略焦虑当中，将外交的主要精力投放到与中国的全方位博弈与缠斗当中。在这一过程内，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努力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希望利用美国遏华博弈的种种资源为己服务，借力逆转不利局面。日本通过日美合作增加中国崛起成本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效果，但无疑，这一做法也使得日本的对美依赖性达到了极致。一旦美国政策发生突然转向，日本只能和40年前一样，再次坐视美国“越顶外交”。在此次朝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安倍“兑现承诺”的主要方式还是按照这一模式，将砝码全部压在了美国身上，希望通过日美两国同盟协调一致，引导美国向日本道路靠拢，共同迫使朝鲜让步。

但对日本来讲不幸的是，如今掌握权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执政理念上以不可预测、主动出击为特征，并不喜欢他人对自己的施政思路指指点点；另一方面，他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也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明显改动，对于盟友更强调索取和负担，而吝啬于给予和援助。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随着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态度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突然变化，特别是同意进行“特金会”，令日本猝不及防，被甩出了朝核问题解决的正常轨道。可是对于日本来讲，目前已然形成的对美极度依赖状况，也让其没有筹码挽回局面。更何况安倍在日本国内所许下的强硬诺言，更进一步减少了调整余地。于是我们发现在进入2018年后的朝核问题解决

进程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在韩朝、美朝关系迅速缓和的同时，日本政府却坚持强硬立场，并一次又一次给特朗普做工作，希望他帮忙解决绑架事件。结果不但使国际社会感到不合时宜，特朗普也意兴索然。对这位独行总统而言，其与金正恩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朝鲜无核化进程，对绑架事件缺乏感同身受的他很难对安倍提出的要求产生共鸣。日美两国领导人的温差，更决定了日本外交努力的无功而返。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日本在此次朝核问题被边缘化，确实有咎由自取的成分。其中，安倍为保住权柄反作茧自缚的行为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次事件更深层次的暴露出日本外交的明显矛盾。日本一直以来希望能够获得政治大国的实力和待遇，但在实现的路径中却愈发依赖于强权的“施舍”，因此一旦这一根基稍有变动，如同浮萍一样不知所措。希望此次经历，能让日本执政阶层能有更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