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园团地社区，一张曾写满骂语的桌子被重新粉刷后，外地和本地居民摁上各自手印。（作者供图/图）

短期或长期移居日本的外国人数量激增，已是一个普遍趋势。九州宫崎县一所私立高中2018年的新生中只有16个日本学生，剩下167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入学典礼上，校长不但用中文致辞，还带领全校师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初来乍到的外国居民往往面临着经济上求生存、文化上被边缘的双重焦虑。对他们而言，语言“障壁”相对容易打破，文化“障壁”的顽固程度却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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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邓江波

责任编辑 | 戴志勇

在日本埼玉县川口市的一个名叫“芝园团地”的社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持续多年。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日本籍居民和移居这里的外国籍居民。

看起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许像是小打小闹，比如：日本居民会指责外国居民高空抛撒垃圾、深夜制造噪音等等，打扰了自己原本宁静有序的生活；而外国居民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差异，无法及时获得公共服务资讯和支持，更不用说融入社区。被媒体反复提及的一次激烈冲突，则是一张公用木桌被匿名涂写很多恶毒话语。

2004年开始，芝园团地自治会 （注：日本社区的自治会类似中国城市的业委会） 意识到这个问题。担任自治会事务局长的冈崎广树开始尝试平息双方的不安和不满。在他的推动下，那张引发争议的木桌也在2015年被粉刷一新，天蓝色的底漆上印满了居民们五颜六色的手掌印，变成芝园团地宣传多元文化共生的标志物。

某种程度上，芝园团地社区是日本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移居日本的外国人数量激增；另一方面，日本人自身则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困扰。芝园团地两组居民之间的冲突，正是两股趋势叠加的结果。

看着蓝色桌面上五彩斑斓的手印——它们与周围建筑的素净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我不禁好奇：作为一个族群相对单一、文化高度均质的国家，日本将如何在社群加速多元化和国际化的世界大势中自处？

一、在日本的外国人口激增

宏观来说，芝园团地这场“战争”的背景是社区人口结构的戏剧性变化：早在2007年时，生活在这里的外国居民仅208人，截至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533人；反而日本居民的数量在十年间直线锐减，直到去年被反超。这种本土和外籍居民数量“倒挂”的情形，在日本的居民社区中尚属少见。但短期或长期移居日本的外国人数量激增，已是一个普遍趋势。

据日本《朝日新闻》2018年1月的报道，日本法务省发布消息称，截至2017年底，在日外国人数量达到2561848人，创历史新高。按国籍来分，中国人最多，达到73万余人；其次为韩国人，达45万余人。据日本NHK电视台2018年3月报道，截至2017年的四年间，在约占日本全国75%的1300多个市区町村，外国人居民均有所增加。

从地域分布来看，人口仍不断向东京地区集中。我此次到访的新宿区，是东京都行政、文化和商业的核心区。区教育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区外籍居民已超过3.5万人，占居民总数比例达11%，远高于全国的比例。

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数字显示，外国人加速增加情势不仅限于东京、大阪等一线城市。也见于内陆和偏远地区，比如北海道的留寿都村和东川町，前述芝园团地所在的埼玉县等。早在19世纪中期就对外开埠的兵库县是另一种代表。县内定居的外国人超过10万人，尤以中韩和东南亚移民最多。

与外国居民增加形成反差的是，根据前述NHK的报道，在约占全日本83%的1447个市町村，日本人反而有所减少。根据日本总务省2018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人口总数为1亿2670万6000人，同比减少22.7万人，已是连续七年减少；65岁以上老人同比增加56.1万人，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7.7%。

一增一减催生一些“奇闻”。例如，九州宫崎县一所私立高中2018年的新生中只有16个日本学生，剩下167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入学典礼上，校长不但用中文致辞，还带领全校师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校长对媒体坦言，若非中国学生的到来，学校可能无法经营下去。

事实上，日本人口的加速减少的确通过外国人的流入得到缓解。根据日本总务省的人口预测，过去一年外国人净流入 （入境人数减掉出境人数） 达到14.7万人，创历史新高。

熟悉日本外国人政策的明治大学教授山胁启造在2018年3月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分析说：“虽然在日本的外国人给人以有朝一日总要回国的印象，但永居者也在稳步增加，并成为日本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我认为他们今后也将继续增加下去。”

二、 打破显性障壁：从语言开始

正如我在芝园团地社区所窥见的，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日本定居，并且越来越深地介入各种行业和生活场景，他们与本土居民将以何种方式共存，已引起日本国内从官方到民间的共同焦虑。

在八天的访日交流中，来自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界人士都会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障壁”。中文和日文中，这两个汉字都用来比喻造成隔阂的事物。在本土和外来居民之间，语言无疑是第一重“障壁”。

6月27日，我访问了神奈川县川崎市立小学。该校共有661名学生，其中接近10%是中国学生，分布在不同年级和班级。如果不听他们开口讲话或查阅班级名册，陌生人基本无法从一群孩童中将他们分辨。然而，每天共处的孩童对哪怕细微的差异都是异常敏感的，何况语言。这些差异，如不处理妥当，甚至可能成为校园霸凌的引线。

为帮助外国小孩迅速突破语言关，川崎市教育委员会派遣双语教员，定期到学校进行支援。当天，我们在川崎市立小学观摩了一堂日语辅导课。在一间单独的小教室内，一名女老师频繁在中文和日语间切换，带领三名来日本不久的中国女孩学习用日语表达颜色。

在兵库县芦屋国际中学，除了单独和小组辅导外，由县教育委员会派遣的语言支援人员甚至直接进入教室，坐在外国学生身旁进行全程随堂翻译。目前，在该校就读的初高中学生总数为469人，其中外籍学生多达156人，分别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

除以上支援形式外，不缺钱也不缺人的东京都新宿区还针对初中三年级的外籍学生，就国语、数学、社会、理科和英语等五个升学考试科目，根据其学习掌握程度，使用其母语进行单独指导；每生每年可享受约35次、每次2个小时的“升学支援”。

除学龄孩童外，他们的父母是教育部门“语言支援”的另一重点对象。在东京都新宿区，教育部门会为有外籍家长出席的家长会、入学说明会、个别交谈等场合派遣翻译人员。兵库县教育委员会则设立了多文化儿童中心，向外籍家长提供免费教育咨询，出借各国教材、图书等教育资料。

不过，这些服务未必受到外籍居民的青睐。川崎市立小学的一名年轻日本教员对此就有抱怨之词。在他的感受中，很多外国家长并不是真的关心孩子的教育，而只是把学校当做看护场所。

三、 隐形的“障壁”

这位日本教员可能忽视了，与年幼的子女相比，初来乍到的外国居民往往面临着经济上求生存、文化上被边缘的双重焦虑。对他们而言，语言“障壁”相对容易打破，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障壁”的顽固程度却超乎想象。

以兵库县神户市为例，这里生活着很多韩国和朝鲜籍老人。尽管在日本生活数十年之久，很多老人的民族认同历久弥坚。在当地非营利组织“神户外国人定住支援中心”开设的日间护理和活动中心，整日循环播放朝鲜族民族歌曲。一位满头白发的韩裔老人，面对来访的陌生人唱起一首唱过无数遍的民歌。

不独朝韩籍如此。岐阜县的非营利组织“巴西友人会”致力于为巴西裔儿童进行课业补习。担任理事的金城女士五岁时从巴西来日本定居，在日本一路读到硕士，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在6月30日的一个论坛上，金城表示，自己或许为了生活便利加入日本籍，但内心仍以“身为巴西人而自豪”。

芝园团地的中国居民也被看不见的文化“障壁”阻隔在外。2014年起，芝园团地自治会开始着手促进本地和外国居民的沟通。自治会事务局长冈崎广树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组织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邀请中国居民教中文、请日本居民教做手工等。

这些努力初现效果：社区随处可见中文提示，尽管翻译并不地道；丢弃垃圾的问题不再被吐槽；中文教室等活动也持续开展。但自治会的老会长、在此间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韭泽胜司仍会抱怨，有些中国居民喜欢晚睡，深夜仍会制造噪音。组织交流活动的大学生们也苦恼，为何外国人总是只围观不参与？

冈崎也提及，近期一次社区调研结果显示，对社区开展跨国文化交流表示“不关心”的外国居民比例仍高达70%。对此，冈崎不无自我解嘲地说：“也许 （外国居民） 住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交流吧。”

不应忽视的是，这道文化“障壁”是双向的：不仅外国居民难以融入本土居民的世界，后者对前者的理解也并不深入。当天参观结束后，我们与韭泽会长等在社区内一家经营了多年的中国东北菜餐馆共进午餐。韭泽会长坦言，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家餐馆，身边也没有熟悉的中国朋友。

在韭泽的印象里，隔膜和冲突的升级似乎是伴随着孩童的日益减少产生的。正在芝园社区做志愿者的女孩吉岡萌的经历，也印证了韭泽的感受。岡萌曾在芝园团地度过童年，现在读大学做志愿者。童年时代，她在学校也认识来自中国的小伙伴，彼此父母也因此颇多接触。

某种意义上，在韭泽和吉岡的话语中，天真无邪的孩童无意中扮演了联结本地和外国居民的重要角色。然而，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的当下，这层联系几乎已经消失不再。可以说，冈崎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为两个在年龄和族群上都天然隔阂，却不得不共处一个社区的群体，寻找新的“连接点”。

四、 新连接点：灾难的“遗产”

曾在23年前遭受阪神大地震重创的兵库县，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强有力的“连接点”——生命的脆弱。

1995年1月17日清晨，一场里氏7.3级的强震突袭京阪神都会区，据官方统计，共造成6434人死亡，4万余人受伤，超过30万人受灾。这场地震给日本带来深远影响：神户被重建为一座“不会着火的城市”，地震纪念馆面向全国持续开展生命教育……

相比之下，阪神大地震的另一个宝贵“遗产”较少被注意到，即：支援在日外国人的非营利组织开始涌现。

这些组织中，有面向特定国籍人士提供支援服务的，如“越南梦KOBE”、“兵库拉丁交流中心”等；也有综合性的外国人支援组织，如前述的“神户定住外国人支援中心”、提供外裔青少年教育和多语言翻译服务的“TAKATORI社区活动中心”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震后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创设的“兵库县在日外国人教育研究集会”，如今已发展出一个遍布全国的网络，定期举行全国范围的教师研究会议和外籍中学生交流活动。

这些组织虽然各具特色，但都缘起阪神大地震。比如，“神户定住外国人支援中心”的前身，是震后成立的志愿者组织“兵库县外国人生活复兴中心”和“受灾越南人救援联络会”；“TAKATORI社区活动中心”的发起人最初也是从参与震后外国人救援网络起步。

虽然神户地区历来是外国人聚居地，但更像是生活在各自族群的真空。突如其来的阪神大地震不仅扯碎了物理意义上的城市，也令在日外国人这个群体“暴露”在日本主流社会的关注之下。

突如其来的天灾、脆弱无助的生命、救援无力的政府、守望相助的珍贵……在那个特殊时刻，外国人和日本人对“共生”达成一致认同。震后，上述非营利组织逐渐从灾难救援转向日常支援，并开始倡导对在日外国人所持有的“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延续。

以“神户定住外国人支援中心”为例，自1997年两个救援组织合并成而来，为了“排除日本社会的偏见”，并“实现地域内持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存的社会”，该中心的活动宗旨也从震灾救援发展到日常支援外国人。再如“在日外国人教育研究集会”，借助教师们的影响力，集会致力于宣传“以民族名 （本名） 从事学习、打造可并肩生活的学校与社会”的宗旨。

历灾难而后共生，阪神地震也许是最典型的案例，但并非唯一。综合媒体报道和此次访问所得，像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东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2015年发生在茨城县的水灾、2016年4月14日起发生在熊本县的系列地震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日外国人群体的联络和救援问题，从而催生一批专门支援在日外国人、倡导“多文化共生”的非营利组织。

五、 人口：另一场“地震”

23年前的阪神大地震向日本民众和世界证明：在这片被认为高度均质化的文化土壤上，多元文化是可以和谐共生的。但，这种努力具有偶然性，且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相较而言，日本社会当下正在经历的人口“地震”，可能才是自上而下推动“多元文化共生”的更为现实的动力。

据《今日日本》今年5月报道，日本提出要在2025年以正规途径引进50万名外国劳动者，以缓解建筑业和农业等领域的人手短缺问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将于2019年春季放宽对外国劳动者在日工作时限的限制。目前，在日外国劳动者多为技能实习生，但实习时间在现行制度下仅为5年，在实习结束后需要回国。

一些日本官方人士对此并不讳言。比如，在与东京新宿区、兵库县等地的教育委员会人员接触时，当我问及为何不惜投入要做语言支援时，对方给出的诸多理由中也有非常务实的一个，即：希望这些孩童以后能够留在日本，参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随着外国人的净流入越来越多，政府在雇用双语师资、实施语言支援方面的投入也水涨船高。据新宿区教育委员会的粗略估计，目前为外籍学龄孩童进行语言支援的财政投入为平均200万日元/人，约合12.5万元人民币。对此，日本的纳税人会有意见吗？对方解释，相信日本民众能够认识到此举是“为培养人才的长远投资”。

基于优化人口结构的考量、局限于语言和文化的“共生”也许远远不够。正如山胁启造教授所言：“我们不应只把外国人当成劳动力看待，而必须在整个社会为他们找到应有的位置和地位。”就像芝园团地社区那张木桌上的掌印，平等共处和谐相生，不论出处与颜色。

（作者为教育公益从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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