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在中国的邻邦印度，一位病中的老人，一位曾对日本怀有很大好感的诗人，此时也愤然挥动手中之笔，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支持。这位年迈的诗人，就是驰名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

对日军侵华战争的愤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泰戈尔对日本是抱有好感的。他曾数次访问或经过日本。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也对日本的一些作为予以了警示。例如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他在祝贺日本人努力成为现代人的同时，也郑重提醒：“真正的现代化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成为奢望的奴隶。”他进一步指出：“你们从不考虑一下，你们正在损害其他民族。他们并没有折磨你们，而你们在自己家园四周正撒播着敌忾的种子，企图用这些种子长成你们安全的树篱。”

但是，正如他在其它文章中表达的：“从前我到过东亚，到那里去欢迎人类新精神的诞生。那时候，在亚洲最东方的天空里飘扬着日本的胜利旗帜，在亚洲心中激起了新的希望。”日本当年的欣欣气象，使泰戈尔在希望里有了某种偏爱。在《访日散记》中，他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艺术等方面，表达了深切的领会和欣赏。

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使泰戈尔产生出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除去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侵略行为的自然反应之外，在诗人，还多了一层对曾经有好感国家举止表现的极大惊憾。

1937年7月，泰戈尔突患重病。在病情略有好转时，就得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9月21日，他在回复蔡元培等人的慰问电中表态：“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们国家。”10月11日，泰戈尔又发表文章，谴责日本轰炸和平的中国城市，支持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1938年6月，泰戈尔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示声援：“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深思熟虑的暴力进攻，会在它带来的英勇的痛苦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产生。”

当时，泰戈尔还在给一位身在日本的印度朋友信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在那离开现在不算太远的日子里，我决没有梦想到，我会怀着后悔的心情修正我对于这个民族的伟大性的估价，我们曾殷切地期望同这个民族合作，用他们的同情心和真正对自由的热爱，来同心协力在亚洲建立一个高贵的未来……”

不久，泰戈尔听到了匪夷所思的消息：日本军人侵华出征前，竟然到以慈悲为怀的佛寺去进行祈祷。这种亵渎行为令他异常愤怒，他立即写出一首与他平时隽永秀丽风格完全迥异的长诗：《敬礼佛陀的人》（节引）：

他们祈求成功；

因为他们在割断爱结，

把旗子插在荒凉的家园的灰烬上，

蹂躏了文化中心

和“美”的龛座，

把他们走过的绿野和闹市的

道路用鲜血染红了之后，

必定会引起哭泣与哀号，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写公开信痛斥日本诗人

面对泰戈尔愤怒谴责，一些日本人出来为自己的行径进行辩护。

一位名为野口米次郎的日本诗人，读到了和平老人泰戈尔的这些痛斥侵华战争的文字后，给泰戈尔写了一封长信，认为泰戈尔是过分相信了亚洲各国的报道。他阐述了一种政治征服机器方式的所谓“亚洲共荣圈”原则，竭力想证明日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亚洲的“解放”……

这个野口米次郎，曾经到过圣蒂尼克坦，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受到了大师的热诚款待。他这次的言行，激起了泰戈尔的愤怒。他立即以公开信的形式，对野口米次郎进行了痛斥：

“你所做着的亚洲噩梦，是建立在人的白骨堆上。你说得对，我是亚洲信息的笃信者。但我从未梦想过，这个信息在嗜血成性的铁木耳艺术杰作中显示出来。这个艺术杰作所带来的欢乐是以丧失无数生命为代价的。我在日本所作的演讲里反对‘全盘西方化’，我谴责了某些欧洲国家所采取的铁血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在你面前提出了通过佛陀和基督耶稣所宣传的全面发展理想……我解释了自己的职责：我警告了具有非凡勇敢传统和伟大艺术传统的大地，科学的残酷方面毁灭着西方的人性，在那儿的孤立无援的人群投入到吃人道德的坟墓里去，那些投身于引以为自豪的新生活和在自己面前展现着创造性前途的朝气勃勃的人决不会追随它。”

“你在自己的信里阐述了政治征服机器方式的‘亚洲共荣圈’的原则。而恰恰在这个原则里有我所谴责的、令人作呕的帝国主义的全部特征，其中没有任何博大的人性，以使我们能超越政治分歧和障碍，团结一致。”

在此之前，泰戈尔曾读到一个日本政要的声明，说日本是根据“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目的”，与德国意大利建立军事友谊的；“在它后面没有任何渴求土地的欲望”。这些话，是政客的一派谰言，而此时，连野口米次郎这样的诗人也跳出来为这般作为帮腔，所以，泰戈尔以为：“令人痛心的是，艺术家和思想家也呼吁如此优雅的精神，这种精神只会给军事阴谋家以精神上的勇气。”

在先后的两封信中，泰戈尔列举了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追溯了日本用鸦片和海洛因毒害中国人民的劣迹……对中国，他却抱有极大的信心：“中国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她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忠于国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任何暂时的挫折也不能击碎她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泰戈尔最后对野口米次郎说：

“如果我的语言刺痛了你，请原谅我。真的，我不是以愤怒，而是以忧伤和羞愧之心给你写信。我感到莫大的痛苦，不仅由于中国遭受不幸的消息，它确实撕破了我的心，而且也由于我不能自豪地指出伟大日本的榜样了……我原先想，把你的榜样提供给他们。我对于自己的人民，将不会说什么，因为谁还没有最终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原则，大吹大擂是不会有任何裨益的。我希望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会成功，但将会后悔。”

“永远不能忘记”的支持

即使是正义的抗击、卫国战争，也是需要物质和精神道义支援的。但是，抗战初期，中国人民是以简陋的装备来与武器精良的日军作战的。这一点，也使泰戈尔十分不平。1939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就感慨地谈到这一点：

“但是最使我痛苦的是中国；帝国的建造者们（指英法等国）有着巨大的力量和财富，是能够用来帮助她的，可是中国单枪匹马在作战，几乎是赤手空拳，只有不屈不挠的勇敢是她的同盟军。”

在这一段时间，泰戈尔通过发表宣言、作诗、写公开信等形式，在印度、在世界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的批判谴责，对日本，是精神上的严厉震慑；对中国，是有力的声援和支持，这一点，从战争的结局里充分体现了出来。这说明，人类正义事业前景如何，是一个以良知为判断准绳，并以此赋予爱憎的人可以轻易预测出来的。

对于泰戈尔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有力声援，中国人民是不能忘怀的。泰戈尔的大量作品，在中国一直受到极高赞赏；他的那些精美文字，在中国广泛传布，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1956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在泰戈尔创建的加尔各答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学位时发表演讲，正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个纪念日里，我们来回顾一位伟大诗人在战争初期对日本的谴责和对中国的声援，体现了中国人民如周恩来所讲“永远不能忘记”的真诚怀念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