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入国管理法》修订案，此次修订案出台背景有三：

其一是日本的少子老龄化。据日本总务省测算，日本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2015年为7592万人，2030年减至6773万人，至2050年预计将减至5001万人。护理、餐饮、农业和建筑等14个行业长期存在劳动力不足，由于少子导致日本大学入学率上升，上述行业无法吸纳日本年轻人，亟需外国劳动力以弥补用人缺口。

其二是新一轮劳动力争夺战业已开始。亚洲各国中，中国和泰国的少子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也在加剧，日本希望加速制度调整，成为“被选择的国家”，在新一轮亚洲劳动力竞争中获胜。

其三是纵观日本涉及外国劳动力的政策，始终被内外诟病为“挂羊头卖狗肉”“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制度自身的缺陷亟待调整。长期以来，日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其未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政策间存在矛盾，用以解决上述矛盾的有两项“准劳动力”举措。一是允许留学生打工的制度——即留学生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每周可工作上限为28小时，寒暑假每日工作上限为8小时，周上限为40小时。二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民间开启研修生制度，1993年制度化，2007年调整为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该制度设立宗旨表面上在于赴日学习技术，以贡献母国经济发展，但其潜台词为非“永住”、非移民式的短期用工政策，以避免陷入德国式移民泥潭。这种“准劳动力”式的制度设计在界定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是否是劳动者、是否适用日本《劳动基准法》之际成为擦边球，为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水平的低薪津待遇、长时间劳动、恶劣雇用环境留下制度空子，也引发多年来出现大量失踪者的社会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此次《入国管理法》修订案正视日本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准确把握亚洲劳动力争夺战的未来，也在扯掉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等遮羞布、由引进“准劳动力”迈向“劳动力”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不容忽略的是，日本国内围绕该修订案有若干反对声音。一种主张是基于另一项指标—劳动力人口。日本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为6280万，此后连续5年上升，在2017年达到6720万。这意味着日本劳动适龄人口虽然在减少，但此前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女性和老年人在上升。有意见认为，未来10年左右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不会下降，日本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尚存窗口期，无须急推尚须周密论证的外国劳动力相关政策，而应重点依靠三项已出台对策加以应对。这三项对策是：增加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提升出生率、提高劳动效率。支撑三项对策的是2017年12月8日安倍内阁通过的以“育人革命”和“生产率革命”为支柱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长期的经济不振导致日本民族主义抬头，也成为引进外国劳动力之际的巨大阻力。

受国内反对声音掣肘，此次修订案虽有前述进步，但也在事实上延续了日本在引进外国劳动力之际惯用短期劳动力迁移政策的一贯特色。修订案涉及两个阶段的“特定技能”在留资格，“1号”资格为14个劳动力严重短缺行业的最长5年的在留资格，不允许带家属。“2号”资格可每1至3年更新，更新次数不限，为事实永住，可带家属，但未来几年内暂不引进“2号”资格。日本还将于28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纳入“如果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消除，将停止接收”等原则的基本方针，这既印证了安倍首相“不搞移民政策”的宣言，也明确了短期性的政策基调，难怪被外界揶揄为“过河拆桥”。

另外，日本早在2015年1月出台《机器人新战略》，用于制造、服务、护理、医疗、基础设施及防灾建设、农林水产和食品产业六大领域，与此次引进外国劳动力的行业多有重叠。从长远来看，观望与探索新科技在机器人换人革命中的若干可能性，也是日本未来推行短期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原因之一。（丁曼 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