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当地时间12月26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计划明年7月重新开始商业捕鲸。对此以渔民和料理店为代表的国内民众纷纷拍手欢迎，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表示批评。对捕鲸历史悠久的日本来说，这次罕见的“退群”究竟意味着什么？

捕鲸活动在日本自古以来被称为“勇魚取”“鯨突”，以突显与巨大海兽搏斗的危险与勇敢。在日本的和歌山县（太平洋沿岸）、富山县（日本海沿岸）都出土过绳文时代的鲸骨和鲸皮，但这些遗存物更可能是从搁浅鲸鱼身上得到的，并不意味着日本捕鲸历史那么悠久。目前日本捕鲸活动最早的证据，是在长崎县壱岐市原之辻遗址出土的弥生时代瓮棺，其上刻画有捕鲸图。这样也将日本原住民的原始捕鲸活动历史定格在约1800年前。 除此之外，近年在北海道的考古发掘也显示，当地曾有过受鄂霍次克文化圈影响而发展出的捕鲸活动。

原之辻遗址属于弥生时代“倭国百余国”中的“一支国”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初学会捕鲸的是维京人，他们擅长航海，主要利用大西洋沿岸复杂的峡湾地形和小型鲸、海豚类的溯河洄游性来进行围捕 ：先由多艘小船包围领航鲸鲸群的首领，然后通过喊叫和投石的方式将它们逼进峡湾，最后迫使鲸群搁浅。维京人把这项传统带给了诺曼人，而巴斯克人又从诺曼人那里学会这一招，并逐渐成为欧洲最主要的捕鲸民族，并大发其财。

随着技术的进步，从11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开始了真正成规模的捕鲸活动。而直到12世纪，日本才开始相类似的近海鱼叉捕鲸。还发展出了针对小型鲸豚类的撞击捕鲸。

日本捕鲸文化馆展示的早期捕鲸活动。

1606年，名为“鲸组”的专门捕鲸团体首次出现，他们由大名水军派生而出，使用更大的捕鲸叉。随着经验和技术的发展。1675年，日本首次出现了敷网捕鲸，解决了鱼叉捕鲸的尸体下沉等问题。此后捕鲸业迅速普及和发展，日本开始出现商业捕鲸。到江户时代，鲸肉成为江户、大阪的武士阶层最喜欢的料理之一。

与此同时，欧洲人早已把捕鲸活动从北大西洋扩展到了北极。1590年代，荷兰冒险家威廉·巴伦支发现了斯匹次卑尔根岛和周边海域的弓头鲸栖息地。随后英格兰和荷兰在斯匹次卑尔根岛的竞争，从武装捕鲸船激化到了动用军舰的地步。因为鲸油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经常被用于照明，直到工业时代早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后来发现了石油）。

在日本，捕鲸业主要由九州的大名支持，被统称为“西海捕鲸”。鲸类浑身都是宝，而且由于体型巨大，这些宝贵资源的量级也更高，日本古代就有“一头鲸七浦润”（一頭とれると七浦潤）的说法。如此重要的行业集中在九州地区，有其必然性。

九州岛西北部（当时属于平户藩和唐津藩），是对马暖流和里曼寒流交汇之地，被称为“西海”。这里有天草、有明海和八代海等渔场，冬天从鄂霍次克海而来的鲸群由此南下，在春天反过来北上，“西海”也就成为了鲸群的“补给站”。除了洋流的影响，地形也带了便利。“西海”岛屿星罗棋布，海岬蜿蜒曲折，海岸线极为类似挪威著名的峡湾地形，成为了捕鲸的天然口袋。

九州岛西北部海岸线曲折，岛屿密布。

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由于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禁止大名参与海外贸易，西日本的大名们普遍转向了对中国和朝鲜的走私活动，但毕竟规模有限。利益驱使之下，针对捕鲸业的“运上银”就成为了地方上重要的财政来源。另外，当地的较大的贫富差距，令苦于生计的穷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事海盗、渔业、投机，期待发家致富，改变命运。此外，“九州男儿”好勇斗狠的性格也起到了加成效果。

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差别，日本的商业捕鲸规模远不及欧洲。 根据资料记载，“西海捕鲸”中为首的益富组鼎盛时期也只有200艘船和约3000名水手。记录显示，从建立到幕末的130年间，该组总捕获约21700头。即使是这个数量，也已经超过全部“西海捕鲸”的一半了。

记录和歌山捕鲸的古式捕鲸莳絵。

据江户末期的蘭学家（日本西学为蘭学，因最早来自荷兰）高野长英的调查，当时每头鲸的利润在4千两左右。但需要众多水手出海围捕，成功后还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各种加工，因此平均下来所得微薄，捕鲸组织经营不善破产的也不少见。因此到明治时代之后，传统的日式捕鲸逐渐被“挪威式捕鲸”所替代。

1864年，挪威人斯瓦德·福因发明的“鲸炮”——一种以火药为动力的捕鲸叉，随后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在捕鲸行业，诞生了一整套的现代化捕鲸系统，被称为“挪威式捕鲸”。同时，随着硬化氢制油技术在20世纪初的成熟，捕鲸业在1920年代迎来了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繁荣。这次，日本也参与到与其中。

古典时代的高级蜡烛（抹香鲸脑油蜡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蜡），贵妇束胸和衬裙等鲸类制品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鲸油提炼制造的香皂、人造黄油（现在往往使用植物油）和鲸肉罐头等各种加工食品。数据最为直观——1933年，英国市场上的人造黄油中有37%自鲸油。

工业化捕鲸带了效率——这既代表着人类收获的增长，也代表着鲸类消失的加速。 鲸鱼的对手变成了更大更快的捕鲸船，射程更远的武器，探测更强的声纳。一头头鲸鱼被捕鲸叉射中，在挣扎中被绑住尾部吊起，迅速拖上捕鲸船，然后被放血宰杀。脂肪炼油，肉切块打包，骨和内脏粉碎做饲料……一头超过百吨的庞然大物短短20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人们发现：鲸不够了捕！

丹麦法罗群岛的传统捕鲸活动，把鲸群赶进海湾造成搁浅。

面对资源的枯竭，英国、挪威两大现代捕鲸强国开始南下南极海域。到了1930年代，每年在南极捕鲸的两国船只超过240艘，包括母船和探鲸船、捕鲸船、曳鲸船、运输船、冷藏船等。英国人依托政治优势，在靠近南极海域的多个属地（如南乔治亚岛）上建立了加工厂；挪威人没有根据地，干脆放大捕鲸船，在船上完成加工全过程。

以日本著名的日新丸号船队为例：

——捕鲸母船日新丸号接近17000吨，主要进行解体和初步加工作业；

——附属的12艘船在600到700吨之间，其中探鲸船1艘，曳鲸船2艘，其余为捕鲸船；

——冷冻船共3艘，每艘7000吨级；

——冷冻鲸鱼肉运输船6艘，每艘1000吨级；

——油船1艘，13000吨，还兼做鲸油运输船。

日本的日新丸号捕鲸船一共有3代，初代建造于1936年，曾被征用参加二战。

1925年，日本引进了首艘挪威设计的捕鲸工船。1934年，日本捕鲸船首次进军南极。但到了1937年，国际捕鲸条约生效，对捕鲸数量做出了总体限制——而这也引发了被称为“捕鲸奥利匹克”的竞争——各国国家纷纷努力在总数到限前，努力提高自己的捕鲸数。

二战之后，苏联和南非也加入到捕鲸业之中。捕鲸业对鲸类数量的严重影响和现代环保意识的壮大，促成了1948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诞生，旨在通过国际协调制订捕鲸法规、确定受保护鲸的种类等。1951年日本加入该组织，直到1988年日本完全停止了商业捕鲸，不过作为交换，IWC给予了日本“科学捕鲸”的豁免。

在IWC的规定中，被许可的捕鲸活动总共有三种：为维持生活的土著捕鲸、商业捕鲸以及科研捕鲸。日本曾希望将“自古以来”的捕鲸活动申请成为土著捕鲸，但未成功。随后一直致力于对鲸类的“致死性研究”，并将鲸肉制品在市场上贩售，学术贡献却只有被IWC承认的1篇论文——赤果果的以科研之名行捕鲸之实。在法律层面，日本国内也没有针对捕杀非保护鲸类的立法；在民意层面，一度有90%的日本人支持重开商业捕鲸。

1985以来的日本捕鲸量的变化，目前主要捕获对象是小须鲸。

目前，日本捕鲸产业在国内GDP中占比微乎其微。但依然设有北海道函馆、和歌山县太地町以及山口县下关等六个捕鲸基地，解决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问题。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捕鲸只是渔业之一，鲸主要作为一种食物而存在（如同朝鲜民族的传统狗肉料理）。二战后日本最困难的几年中，鲸肉一度成为日本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1947年国民食谱的动物性蛋白质中，鲸肉占到47%）。日本渔民无法理解西方动物保护团体和国际社会对捕鲸的指责。

对于传统的日式捕鲸，日本捕鲸协会解释称，捕鲸不仅仅是一项职业，更是历史和骄傲。日本人通过捕鲸产生了文化信仰，并由民谣、舞蹈、传统工艺承载和传承。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却经不起推敲——传统的日式捕鲸都是近海甚至近岸活动，对生态影响不大。日本政府大肆宣扬要保护传统文化，却又把大部分资源倾注于对鲸类生态破坏更大的远洋捕鲸。

在筑地市场的鲸肉摊位。

客观的说，日本在捕鲸问题上确实遭受了西方动保团体的针对。著名纪录片《海豚湾》虽然血腥，但事实上，下地町当地所捕杀对象——宽吻海豚，十分常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列入“无危”，数量保守估计也超过600000只。目前日本远洋捕鲸的主要对象小须鲸，则被COSEWIC归入无风险类。主要威胁在对灰鲸、大翅鲸和长须鲸的捕杀。

日本水产厅对于捕鲸的观点或许更接近真相。在一次IWC的讨论中，前水产厅官员森下丈二直言，禁止捕鲸“不利于蓝鳍金枪鱼数量的管理”。作为一个极度依赖海洋的列岛国家，始终面临着人与鲸“争夺”渔业资源的问题。对于日本而言，捕鲸活动的本质更像是一场对鲸类的经济战争。

日本捕鲸文化馆讽刺的一幕，生态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而关于此次“退群”，则在民意背后又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就曾反问记者：“外国人爱吃什么我们日本人从来不管，日本人爱吃什么要外国人管？” 唯一的阻力可能来自外务省官僚，其反对理由是“可能影响国际信誉”。但在日本政府做出决策的最后一刻，外相河野太郎还请求安倍“收回成命”，被断然拒绝。这也是立志做“国际社会好学生”的日本二战后首次主动退出国际组织，迈出了“日本可以说不”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