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日本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加上出生率每年下降，已造成影响经济增长的严重不利因素。不过，近年可见日本政府已经扭转命数，劳动人口匮乏问题逐步缓解。自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已下降到四千七百万，但实际劳动人口飙升至四千四百万，带动日本成为二战以来世界第二个最大经济发展国家。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急剧上升，比任何发达经济国家都要高。这给其他国家提了个醒，人口短缺压力将迟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人口数量直接限制国家长远发展，但很多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都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

“在过去5到10年里，日本的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东京美林银行日本经济研究部经理Izumi Devalier在采访中说道。日本政府从多年前已着手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尝试上调法定劳动年龄上限。在2004年开始将社会保障的退休年龄由60岁提升到65岁；要求企业同样上调员工退休年龄或废除退休政策，重新雇用已退休的员工等制度保持国家劳动力。这些政策改变使日本人持续工作到60-70多岁。

除了退休人士，日本也将目标转向妇女和外国人。首相安倍俊三鼓励妇女和青少年就业，开放移民政策吸引外来劳动力。为保持25年以来超低的2.5%就业率，日本雇主必须持续广纳人才。

日本西岸的石川县加强政改，缓解当地更严峻的劳动力流失。一条通往东京和石川县会金泽的铁路带来大量游客，加上金泽的食物制造业蓬勃发展，这些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人口配合，但自2005年开始石川人口不断下降，主要因为低生育率和人口迁移，前往东京大阪为多数，由此导致金泽大量职位空缺。当地有个夸张的说法，日本每个非在职人士都有两个空缺在等他。为解决问题，县政府号召退休人士、家庭主妇以及流失到其他城市的年轻人加入本地劳动大军。

本地就业及支援服务部门官员Wataru Seki表示，劳动人口短缺会阻碍经济增长，降低生活素质，“人口逆增长会导致服务业因员工不足倒闭，人们消费选择减少。单身家庭增多，人口或走向边缘化，孤独人口问题恶化。同时，经济缩水，税收减少，局部地区经济必定受影响。”

官员在考虑政策时尤其在一个自家经营的甜品公司做法上得到雇佣退休老人的启发。Ohara是一个制作布丁甜品的家族公司。5年前，公司老板Shigeru Ohara想雇佣新人，于是在本地报纸和政府就业中心上登广告，雇来一批短期工。第一天工作，大多数短期工根本没人影，“就算那些年轻人来了，也很难留住。更何况他们根本没出现。”老板说。

后来，老板听了朋友建议，在附近一栋住满老人的建筑里派发招聘广告，一个重要的入职条件是：必须年满60岁。老板收到20份申请，最后雇佣9人，是原来计划的两倍。如今，平均年龄70岁的雇员占总员工四分之一，老板引以为傲。

“退休老人工作经验丰富，深知公司运作原理，上司对他们的期望。他们不会迟到，也乐意听从较年轻上司的指示。”Ohara老板说道。高龄员工比起年轻人更肯做重复乏味的工序操作，比如重复烘焙制作面粉用的南瓜果肉。他们愿意轮凌晨5点的班，而且非常早到。

70岁的Satoshi Kataoka是公司一员，他在65岁时从医疗设备厂退休，退休金刚好足以维持生活，他仍想工作赚个零钱。找了很多工作不果，因为老人家做不了太多劳力活。现在非常喜欢在甜品制作工厂的工作，每天不再呆在家无所事事。即使薪金只有原来退休前的三分之一，他觉得作为零花钱非常足够。

2017年，在国家政府资助下，石川县推出一连串特别措施帮助退休人士就业，包括培训雇主了解招聘退休人士的渠道，提供适合老年人的静态工作岗位，例如清点货单，便利店收银员，生产线人员等等，并且建议轮班时间缩短到数小时。措施实施六个月，已配对200名老年工作人到岗，是原定计划7倍。

县政府用类似措施引入妇女劳动力，家庭主妇在选择工作上首选能准时下班接孩子放学的行业，偏向较短工作周。最多职位空缺的制造业能满足前者，而小型企业不知如何配合需求。就业部门官员Seki说：“我们有专人到公司指导如何安排工作。”

过去女性劳动人口增长缓慢，2012年的63%女工作者，勉强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62%。到了2017年，百分比急剧攀升到69%，比组织高5%。部分由于更多老年女性加入工作，55至65岁女性劳动人口从2012年的54%上升至63%。职位空缺严重的企业开始聘用从前未考虑过的雇员，像是一周只工作10小时的女员工。

政府提出日本在女性就业情况有一个独特的M字趋势现象：20岁-30岁女性就业率很高，但一旦在30岁左右有了孩子就骤减，但到50岁左右的妇女工作比率又急剧回升。相比之下，美国女性就业并没有出现如此现象。其实，远在1990年代政府已想将这个M字趋势拉平，加长育婴假期，加强幼儿保育服务，奖励推行工作生活平衡的企业，然而一连串措施毫无成效。直至2009年，雇主应政府措施实施6小时工作轮班的选择，即刻出现大量孕妇工作者。

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政策大力扩展幼儿保育服务，2015年东京每100个2岁幼儿有38个托儿所接管，比2008年多了约二分之一。御茶水女子大学经济学家Nobuko Nagase研究发现，增强幼儿服务有效刺激女性就业，从2009年幼儿母亲40%就业率上升到2015年的50%，投身长期固定工作的明显比短期合约的高出许多。

有女性工作者要求雇主反省传统的时薪工作制度，不少雇员工时长但效率低，却比短时间完成任务的高效雇员领更多工资。另外，大部分公司在提拔人才时，偏向选择年资大而非工作表现最好的，工作环境难以产生良性竞争。另外，升迁通常需要前往其他城市工作，不利于有家庭的雇员做事业升迁选择。

长久以来，日本社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大企业找到955或者975的稳定工作就是好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繁忙时间地铁特别拥挤。这样的观念也兼职空缺很难找到人应聘。

日本政府鼓励各个企业变工作环境，减少加班情况，让更多女性进入管理阶层。安倍更增加育婴假补贴，延长父亲假期。受益雇员虽然在2017年只有5.2%增长，但显示更多在职父亲能分担家庭的育婴负担

第三个劳动新来源是外国劳工。这一直不是日本劳动人口的主力，从前外国人在想申请日本身份也非常困难，但安倍政府放宽了在日本工作的条件。2015年，国家从国外输入建筑工人加入重建在2011年地震后的乡村，另一部分准备2020东京奥运。2017年则输入了大量海外医护人员应付国内短缺。现在外国人可以用‘技术实习’签证在日本工作3至5年，行业专才在日本工作一年后更可以获得‘绿卡’，日本永久身份。

安倍政府在上个月新增两项签证选项，目标在未来5年吸引34万蓝领到日本工作。政策引来了大量海外学生以留学身份在日本打工，东京美林银行的Devalier说，很多学生是被越南的日本公司聘请到日本一遍学习日语，一遍从事低薪工作，像酒店服务或店务员。

“安倍并不会公开阐明移民政策开放，这都是悄悄进行的。”外来劳动人口在2012年至2017年间翻倍，达到130万人。老年人、妇女和外国劳工的支持舒缓了日本劳动力急剧下降的危机，同时延缓成产力下降延伸的薪金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常驻日本的摩根士丹利经济学者Robert Feldman对目前状况感到乐观，认为女性就业年龄的M字趋向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也会有更多老年人口重投工作，就像70年代很多农民都工作到70岁以上。不过，大部分新加入的老人、妇女或者外国劳工都从事低效率、低薪工种，对日本GDP增长帮助不大。Ohara工厂的老年员工工资只比最低工资多806日圆，每小时大约7.04美元每小时。

然而，这样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毕竟一旦经济不景气，外来劳工可以转头就走，对国家劳动市场忠诚度不高。解决劳动力下降的最佳办法还是刺激整体人口上升。政府官员Seki被问到这些措施到底能否解决人口下降问题，他回应：“解决这个问题很艰难，但我们会尝试各种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