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一夫

1946年的日本，一片狼藉。

长期的战争，劳民伤财，无数人的生命和42%的国民财富悉数被摧毁。彼时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尚且不到战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准）的40%，30%~60%的工业设备遭到破坏，主要产品产量几乎锐减至此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就连农业也缩减至战前的78%。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大面积的工人失业，民众士气极度低迷，社会处处蔓延着萧条的气息。

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日本战后的经济状况：

“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大量的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简直是人造沙漠。”

另一方面，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丧失部分国家主权并深受“敌国条款”制约的同时，深入人心的负面形象令其长期被其他国家孤立疏离，这给日本开展外交带来了极大阻力。

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日本痛定思痛之后，开始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先是有倾斜性地将有限的物资与大量政府拨款优先投放至钢铁和煤炭两大支柱行业中，以此带动工业生产的反弹；再通过解散大财阀、农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确定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争影响下，日本成为了美国位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地与军事基地。借助美国的支持契机，再加上国内的政策环境，日本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复苏，1953年就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威震江湖。

在此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回暖，如何洗刷战争耻辱、重塑国际形象并以崭新姿态立足于世界，成为了所有日本人共同的心愿，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契机来让世人重新认识接受战后全新的自己。

于是，日本人将目光又一次投向了申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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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1940年的第12届奥运会本就曾落户于日本。

1894年的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上，顾拜旦喊出了“古希腊奥林匹克主义经历几个世纪的黯然失色之后又重返世界”的宣言，拉开了现代奥运会复兴的序幕。

比起军事征伐和经济渗透，奥运会所蕴含的“神圣休战、增进了解、公平竞争、拼搏进取”等奥林匹克精神更能为世人所接受，也正是凭借着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奥运会备受世界瞩目。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本应为全人类共有的体育盛会，俨然成为了欧美列强专属的游戏，1940年以前的11届奥运会皆由西欧和美国联合包办（见下表），反观其他国家，别说举办了，很多连派出运动员参会的资格都没有。

日本可谓是打破欧美对奥运垄断格局的先行者。当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召开之际，东京市正式提交了承办1940年第12届奥运会的申请书，一方面旨在纪念“纪元2600年”（1940年为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加强国民的忠君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则意图向全世界展示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复兴“帝都”面貌，并推动东西文化交融，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经过多方面努力，最终东京以36:27的票数击败了赫尔辛基，如愿获得举办权。

正当东京市为了象征着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盛会而奔走时，日本的军部却如癫狂般“暴走”，他们丧心病狂地发动侵华战争，不惜违反1928年的《非战公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还将东京奥组委及国际奥委会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全然不顾本国为了申办奥运而做出的努力。

一个国家如此极端的两面交织在一起，堪称历史奇观，可到底还是“暴走”的一面占据了上风。1938年7月，日本迫于战争压力而放弃了奥运会主办权，时间上的紧迫又不足以让其他国家能够及时接手，第12届奥运会最终付之阙如，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蒙受了巨大耻辱，也成为了日本向往和平友谊的国民们心中一大憾事，更是引火烧身地令几十年近代化成果毁于一旦。

即便如此，日本与奥运之间的“缘分”也并没有因此而穷尽。

随着战后国民经济形势的不断向好，再度申办奥运会的事宜开始被提上日程。1952年5月，东京都知事安井诚一郎正式对外表明这一意向，并郑重指出，此举目的是“对外展示回归和平与国际舞台的日本国家形象，以及真心希求和平的日本人的朴素形象”，并特别强调由于战争中止了战前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出于“国际信义”也要再次申请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1957年6月，文部省发布的《体育振兴审议会报告》中专门补充了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有利于振兴我国体育，深化国际理解与国际亲善，特别是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真实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其意图不言自明。

他们确实太需要一次奥运会了。

尽管1954年尝试申办1960年奥运会过程中惜败给意大利的罗马，但日本毫不气馁，并于1958年再次向1964年奥运会发起冲击，终于击败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奥地利维也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及美国底特律，成为了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风光无两。

日本的国运，就这样站上了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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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次失而复得且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日本不愿也不能再次错过，而支持核心主办城市东京的经济建设成了当务之急。

事实上，原本定于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展示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复兴的“帝都”形象，然而因战争末期美国的全面空袭，使得战后的东京“仅存一些烧焦的房屋零星分布于瓦砾之中”，即便50年代日本经济得以恢复，但东京的城市面貌距离日本人心中的都市振兴依然相去甚远。

在此背景下，东京都方面格外强调以奥运为契机开展彻底的都市改造计划。1961年5月10日，一份来自东京都的意见书中特别强调：“东京奥运会事关东京都政事的成败，是评价战后东京都政绩的决定性事业”，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时也彰显出东京意欲借助奥运会的历史机遇，来实现自己战前未竟的都市振兴之梦。

与此同时，日本国家层面的执政者也对东京举办奥运会极为重视，不仅将其视为“国家事业”，还纳入到举世闻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中，甚至还开启了一轮又一轮“近乎疯魔般”的筹备工作。

据公开信息显示，日本投入了1兆日元（约合当时的30亿美元）以支持相关事业，金额为当时奥运匹克历史上最高；其中约1000亿日元投在了比赛设施、奥运村、运营、道路等领域，其他9000亿日元均用于兴建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力、东京地铁及交通网等大型项目。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国家的名义调用了全国的人力资源，至少10万山区农民被廉价雇佣到东京，成为奥运会的建筑大军。而东京周边的各个城市，从埼玉到神奈川、千叶再到长野，都通过自己的方式齐心协力地配合东京方面的工作。

用“倾全国之力以支持东京一城”来形容这一盛景，丝毫不为过。

上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交通运输、通讯等众多行业的强劲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催生了1962~1964年的“奥林匹克景气”。数据表明，在日本实际GDP增长率方面，1962年为7.0%，1963年升至10.5%，1964年则达到13.1%；1962~1964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同样逐年上升，分别为24.3%、27.0%和31.3%；就业同样得到了明显改善，1963年和1964年分别比前一年新增就业39万人和60万人；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开售15天内即卖出202万张，总收入高达17.7亿日元……而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经济实力与都市风貌，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终于到了1964年10月10日，东京，晴。

“犹如一揽了全世界的蓝天，让你无法相信前一天晚上曾经暴雨倾盆。”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深情地描述道。就在当天，日本迎来了9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以及无数海外游客，战前囿于“神格”而不在公众前发声的天皇宣布了盛会的开幕，美国发射的“辛科姆”卫星向全世界各地转播大会实况，是为奥运历史上首次。上万只气球与和平鸽相继升空，F-86喷气机在蓝天之上绘出了五环的图案，编织出与烽火岁月如隔世的良辰美景。

无论是开幕当天的精彩仪式、各项比赛的圆满实施，还是运动员村出色的管理运营以及高效安全的社会功能，日本都做得尽善尽美；从城市风貌上看，东海道新干线往返于东京站和新大阪站之间，世界最大的横跨式有轨电车满载游客穿梭在东京街道上，首都高速公路连接着羽田机场与东京市中心，现代化的豪华酒店遍布东京大街小巷……这些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从废墟上爬起来的全新日本，并一举抹去一片荒废的战败国负面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爱好和平的文化礼仪风貌，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好评。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评价日本“出色地举办了一届最成功的奥运”，而接替池田勇人的日本战后第十位首相佐藤荣作更是自豪满满地声称：“我国的飞速发展震惊海外。”

也就是在那一年，日本加入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时的日本报纸不吝赞美地将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把奧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这大概是昭和时代的日本最为高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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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只因借此“东风”，日本经济社会全面提速，并发生了极其深远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日本小说家阿川弘之曾在1958年进行过一次驱车旅行，随后他将自己的旅行体验记录在《东北公路二千公里》中：

“我曾说过在日本驱车旅行最好用吉普车，但在领教了连吉普车也难以顺利通行的厉害之后，我想说在日本驱车出游有必要准备水陆两用战车。”

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日本恶劣的交通状况。不过就是在这一年，日本为迎接东京奥运会，制定并开始实施道路整备5年计划，计划于4年后的1962年铺设完成一级国道的70%；而为了赶在奥运会时使用，日本还突击建成了首都高速公路、东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车、东京地铁等等，城市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

此外，奥运会还驱使日本完成了最大的铁路精品工程——东海道新干线，该工程斥资3800亿日元，仅用了3年就突击完成，新干线最高时速达到210公里，在当时放眼世界无人可敌，宣告了日本“新速度时代”的开始。这些交通设施建设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促成了当年的“奥林匹克景气”，而且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交通运输领域的长期投资，在后来的运营中依然能够持续收到回报。

其二，引发了建筑热潮。

纵观日本经济发展史，奥运会准备阶段堪称是其战后建筑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为了奥运会，日本投资159亿日元建成了国立体育馆、武道馆、驹泽体育馆、国立室内体育馆、代代木奥运村等一系列场馆，很多场馆都集中展现了日本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别出心裁的设计，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各国的高度评价。艾弗里·布伦戴奇高度赞扬称：“日本朋友提供了一个创造最高技术水平的组织，他们以日本的传统样式为基础，设计了许多独具魅力的新建筑。”

体育场馆之外，居民住宅的建设热度同样不容小觑。从建筑承包合同额上看，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分别为5510.25亿日元、7321.39亿日元和8990亿日元，1963年和1964年分别比前一年增长了32.9%和27.8%。而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城市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又促使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废除了“不准修建超过31米高层建筑”的规定，使得新大谷饭店、霞关大楼等超高层大规模建筑群得以在东京市内拔地而起，而现代化豪华酒店与高档公寓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兴起，低矮建筑占据主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其三，吹响了日本科技创新的号角。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能成为首届采用卫星转播的奥运会，除了借助美国“辛科姆”卫星的力量之外，还离不开日本人自己的努力。为了实现赛事现场直播，日本在新机械和尖端技术的研发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开发出超小型摄像机、可通话麦克风、用于彩色电视播放的双摄像管分离辉度彩色摄像机，以及直升机用通讯技术等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日本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之路。

此外，若想准确记录比赛成绩和公正地进行裁判，势必要拥有先进的装置设备。在奥运会的契机下，日本的本土品牌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很快便硕果累累。典型案例便是日本精工社（SEIKO）自主研发的精密计时手表，不仅实现了精确到小数位秒的记录，还大大缩小了设备体积，便于随身携带。这款计时手表在奥运赛场上出尽风头，自行车、五项全能、马术、射击以及游泳等多个项目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至此，瑞士钟表业独霸国际市场的局面被终结，而日本品牌“SEIKO”一战成名，名扬天下。

其四，民众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惠及民众。以电视机为例，为了更好地观赏奥运并享受全球首次通过人造卫星进行奥运会电视实况转播，日本家庭掀起了一股购买彩电热潮。有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会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其中有大量的彩色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日本的黑白电视机时代也随之渐行渐远。

彩电之外，还有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等一系列现代化产品，悉数来到了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城市交通系统的日益发达、居民住宅建设档次的不断提升，以及大街小巷卫生环境的改善，都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些，都是大时代给每一个微小个体的馈赠。

除了上述四方面，日本还借着东京奥运会的契机对国民提出了6项要求，民众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明显提高，这6项要求后来逐渐成为了大和民族的礼仪规范，具体包括：

1、对所有来会的外国友人，不分国家，不论身份，一律要热情接待；

2、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

3、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

4、不许随地吐痰、便溺；

5、司机在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保证交通安全及道路通畅；

6、要做到文明素质教育从幼儿园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良好的个人素质和行为礼仪规范。

总结起来，得益于东京奥运会，日本上至国家形象与民族凝聚力，中至产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下至民众的信心所在与幸福所得，全部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那场奥运会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更是直接“挽救”了日本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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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兜兜转转，奥运的圣火又重回到了这里。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眼下的日本，早已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发达国家：2018年，日本经济总量高居全球第三，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工业制造业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闻名于世，“工匠精神”誉满全球，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一年一个诺贝尔奖拿到手软，大街小巷更是干净到一尘不染……

然而，光鲜亮丽的种种却无法掩盖日本经济深层次的诸多问题：

一则，日本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彻底告别了鼎盛繁华，开始进入长期的停滞状态并持续至今，很多学者称之为“失去的20年”甚至是“失去的30年”（见下图）。此外，日本还面临着内需外需“双不足”的困境，居民消费疲软，外贸增长乏力，亟需找到新的增长点。

二则，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态势已极为严重。

一方面，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规模日渐壮大，从1970年的729.1万人增至2018年的3487.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在近半个世纪里升至27.58%，其老龄化速度要明显快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见下图）。其直接结果便是日本总人口数量连续多年递减，经济增长乏力，社保压力陡增。

三则，日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正出现衰落苗头。

近些年，日本制造业可谓是风雨飘摇，不仅东芝、松下、索尼等国际巨头的财报连年亏损，还有各种丑闻频频曝光，诸如三菱油耗造假、高田问题气囊、神户制钢数据造假等负面新闻事件屡见不鲜。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曾在日立工作16年、现任京都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如此总结道：“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面对技术趋势转变，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

四则，日本的数字经济发展落后。

当前，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已成为各国共识，美国和中国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反观日本，且不说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现今的“惨状”，就连一家知名的或像样的AI公司都没有。根据日本广告公司电通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机构联合实施的有关数字经济与社会的情况调查显示，针对数字经济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日本在世界24个国家中排在最后，而日本在数字经济的成熟度方面也处于倒数第2位。

也正因为如此，曾经尝到过奥运甜头的日本，不得不再次将希望寄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上，并倾注了规模无比庞大的人力和财力，迫切希望能借此机会重现昨日辉煌。

然而，新冠疫情的来袭，给东京奥运会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当无数人在讨论东京奥运会有没有可能再度取消之时，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举行——这一决定虽属无奈之举，却给全天下的人们都吃了一颗定心丸，堪称为次优条件下的最优解。

宁可延期，不愿放弃。这是日本对命运不低头的执着倔强，亦是对诗和远方的憧憬向往。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奥运同样是全人类共同的期许。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能尽早战胜疫情，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人类的体育盛典。而今暖春已至，花开不远，衷心祝愿一切安好。

毕竟，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参考文献：

1.石秀梅：《浅析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2004年.

2.施锦芳、吴学艳：《日本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经济动机、经济活动及经济效应》，2019年.

3.牟伦海：《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形象战略》，2016年.

4.郭小鹏：《日本侵华战争与“流产”的东京奥运会》，2018年.

5.瞭望智库：《日本政府松口奥运会延期，为什么他们这么放不下？》，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