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春节期间要来日本旅行的朋友突然联系我，说国内疫情发展迅速，希望托我提前在日本购置一些口罩，旅行结束后回国自用。来日近十年间，虽然经常见日本人在各种场合佩戴口罩，自己却从未留意。打开日本亚马逊搜到几家店铺正常在售，随即下单了事，静候朋友到来。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口罩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成为日本生活的“命脉”。

1月22日，朋友顺利抵达大阪开启关西之行。闲聊之间，朋友问起日本人对中国新冠的看法。我表示日本门户网站的新闻和评论更多是以旁观者的心态看热闹。只有少数日本人担心，春节假期期间大量赴日的中国人是否会将病毒带来日本。朋友讲起从北京来的航班上基本所有人都带了口罩。入境时“气势汹汹”，把日本人吓了一跳。由于之前网购的口罩暂时还未到货，朋友表示旅行期间可以在路边的药妆店添置一些口罩备用。次日，我们去奈良的一家药妆店寻找N95口罩，被告知N95并不是日本常用口罩标准，平时只有少量库存，已经在几天前断货。一位中国店员表示，看了国内的疫情新闻其实有一些恐慌，因为每天都要接触很多来奈良观光的国内游客。虽然申请过在工作期间佩戴口罩，却被日本店长以“对顾客很失礼”为理由拒绝。陆续在关西各地找了几家药妆店后，发现各家情况大同小异。除N95断货外，几种病毒隔断率为99%的口罩均供应充足。于是，朋友决定等网购的N95到货，放弃从药妆店采购口罩。

1月26日，我去关西机场送朋友返京。从难波（大阪市中心）换乘开往机场的电车后，发现佩戴口罩的比例明显高于大阪市区。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又收到国内几位家人朋友的微信，希望从日本购买少量自用口罩。我表示日本N95口罩早已断货，朋友们则纷纷表示不是N95也行，病毒隔断率99%的轻量口罩就很好。我想当然地以为，路边的药妆店可以轻松买到普通口罩，便一口应承下来。可是路过大阪北郊的药妆店时，才发现所有类型的口罩均已断货。这一区域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基本不会有游客涉足。我这才认识到，短短3天之内，日本的口罩也已开始短缺。回家之后，我打开购物网站搜索口罩，所幸N95之外的其他类型口罩都正常在售，只是设定了每人限定2-4盒的限额。我找了好几家店铺才买够了家人朋友们需要的数量，自己也留了一些备用。随后的几天里，陆续又有几位朋友托我购买口罩。我发现1月26日标价为3000日元（60个）的一款口罩在短期内内网购售价迅速飙升（1月27日4400日元，1月29日6000日元）。

身价飙升的防病毒口罩

买到口罩后，邮寄回国是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当时一度担心，邮寄口罩会招致日本人的反感。但是在1月末，无论是日本舆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都表现得很宽容，在积极配合中国人邮寄或捐赠口罩回国。只是邮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短期内发往中国的邮件数量过多，EMS邮件邮寄时间会有延迟，大概2周左右（常规情况为3-5天）。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发往中国的邮件数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据称当时大阪市中心的邮局里光是发送邮件就要排队数个小时。我虽然因为身在城郊邮局而躲过了漫长的排队时间，但1月底发出的EMS邮件直至3月中旬才陆续送达。

口罩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开始将精力重新转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一门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科。确认过我元旦回国期间并未去过湖北且健康状况良好之后，导师表示2月5日的答辩按原计划进行。答辩顺利结束后，研究室的同学和已经工作的前辈们按惯例一起为我开“庆功会”。席间大家纷纷憧憬各自在春假（2月中旬至3月底）期间的出国计划（学术会议、实地调查、旅行等）。大家虽然知道“新冠肺炎”的存在，但潜意识认为只有中国是“危险”的，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各地早已陆续出现新冠确诊病例。1月25日，奈良县一位曾为中国旅行团服务的大巴司机成为关西地区首例确诊病例。1月29日，曾乘坐同一大巴的女性导游成为大阪府的首例确诊病例。虽然日本官方声称已经对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人员进行隔离观察。而在日本其他地区的早期确诊病例中，有多位出租车司机在确诊前仍在正常工作。考虑到新冠疫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2月的日本其实并不像多数日本人想象的一样安全。时至2月中旬，日本各地陆续出现了感染途径不明的确诊病例，预示着之前对传染途径追踪的失败。然而，这一阶段的疫情扩散在日本社会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大阪地区事后确认的首例团体传染，就源自2月15、16日的一场演唱会。

2月20日，我与研究室一位教授讨论博士论文之后的研究计划。获知教授几天后将赴非洲调查，我善意提醒教授尽量佩戴口罩预防机场的交叉感染。教授无奈地表示即使重视也无能为力，因为口罩根本买不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教授是一位医疗人类学家，自研究生时期就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赴南太平洋岛国负责疟疾预防中的蚊帐普及工作，因此并非不了解传染病预防中口罩的重要性。我这才注意到，生活中日本人偏低的口罩佩戴率，既包含了对日本安全状况的信赖，也包含了买不到口罩的无奈。（确认过后，才发现之前3000日元一盒的口罩在电商网站上已经飙升到20000日元。）

2月26日，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宣布北海道地区所有中小学停课。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恳请全国中小学停课。28日，北海道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恳请北海道民周末尽量不要外出。这一系列官方动作之后，日本本土新冠疫情引起民众广泛关注。不但便利店店员和快递员们纷纷佩戴起口罩，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也显得谨慎起来。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对比之下，日本舆论中开始蔓延对于“疫情扩散的日本”担忧。

时至3月中旬，之前出国调研、旅行的前辈和同学们陆续回到日本。受日本3月初的疫情发展影响，其中多人都在海外出行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回到日本后，大家纷纷在社交网站上感叹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病毒防护的忽视。我也注意到3月初坚持佩戴口罩的便利店店员和快递员们已经纷纷摘下了口罩，神情也不似先前一般紧张。原来，随着欧洲疫情的爆发，日本媒体关注的要点从日本国内的疫情转向了入境人员的防控。与此同时，北海道于3月18日宣布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将在下一阶段采取兼顾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的新措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国外”是危险的，“国内”是安全的，却忽略了所谓的“安全”只是相对的。在日常生活中，身边的日本人即使提及新冠也只是将话题限定在预防措施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研究会取消、调查计划的更改或延期），并未将其视作对自身人身安全的威胁。

东京都区确诊病例统计

在《风险的人类学》一书中，市泽野润平指出“风险”是一种“基于现状的、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认知”，人们往往倾向通过自主选择来规避其中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潜在的风险往往通过媒体舆论的推送为人所知，并因“数据统计”而被具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统计”只是关于“过去”与“现在”的统计性事实，并不直接指向“未来”本身。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以上观点映射了一个两难困局。即疫情爆发（患者统计大幅增长）之前，官方与民众基于现有事实的判断往往会低估疫情的严重性，默认“未来”是安全的。因而这一阶段的强力防控与严格预防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在“风险”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也没有人愿意贸然承担“过度”防控的责任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可一旦疫情扩散开来，即使采取强力的防控措施和严格的预防措施也很难完全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截止至3月29日，日本国内累计确诊患者1693人。与欧美诸国相比，日本在新冠防控的上半场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诚然，日本采取的“轻症自主隔离、重症咨询分诊”方案（37.5度发烧四天或高龄患者37.5度发烧两天后，先电话咨询再赴特定医疗机构就诊并申请检测）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就诊期间患者交叉感染的风险，在疫情扩散初期也降低了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引发医疗挤兑的可能。

可与此同时，这样的方案也为疫情防控留下了不小的隐患。具体而言，部分自主隔离的轻症患者并不会得到接受检测的机会，在转为重症之前也不会被记入确诊病例中。而具有滞后性的患者统计数据，在疫情扩散初期影响了民众对于风险的判断。3月20-22日的三连休期间，虽然日本官方呼吁民众控制外出，但是各个赏樱胜地仍然人满为患。自3月25日以来，东京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稳定在40人以上，并有持续走高的趋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3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强调，“如果疫情进入爆发期，确诊病例可能在2周内骤增至现在的30多倍”，并呼吁日本民众在疫情防控的”持久战“中提高警惕。安倍的发言，预示着日本的新冠防控开始转入下半场。不知日本能否保住之前控制疫情发展速度的成果，顺利走出这场关于“风险”的两难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