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晋三今天宣布多地进入紧急状态，覆盖范围包括东京、大阪、埼玉、千叶、神奈川、兵库和福冈7个都府县，时间持续到5月6日。

进入紧急状态后，上述地区的知事可以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要求居民停止不必要外出、学校停课、人流量大的商业和公共设施停止运营、停止举行体育和文娱等活动。随后，东京奥组委、日本奥委会也将暂时关闭，全部员工在家办公。

经济、奥运两大因素让安倍政府纠结

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是日本首相的专属权力，而选择在何时发布，则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干扰。日本国会于3月14日通过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的修正案，赋予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权力。

根据相关规定，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疫情可能对国民生命或健康造成重大伤害；二是，疫情可能导致全国性且快速的蔓延，对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实际上，在3月中旬的时候，日本国内的疫情状况已基本符合发布条件。

但彼时，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还未决定延期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对如期举办奥运会还存有希望，所以为了向外界传递日本政府有效“控制”疫情、能如期举办奥运会的信号，安倍首相没有立即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与此同时，“紧急事态宣言”一旦发布，必将对日本经济造成冲击。

日本政府去年10月上调消费税至10%后，导致日本民众消费信心降低，经济增长受损，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大幅减少、普通民众的消费信心也进一步下降。根据日本内阁府6日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日本民众3月的消费信心指数较上个月下降7.4，为30.9，系2013年4月以来最低值。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国内的扩散，越来越多工厂、餐厅、公司的停产停工导致收入减少或被切断，预计日本民众的消费信心指数还将继续下降，进而导致日本经济萎缩。正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安倍晋三对在何时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有些犹豫。

时下，日本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要比一些欧美国家低，但在累计确诊人数突破4000人、新冠肺炎疫情覆盖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背景下，如果再不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那么日本的医疗体系将有可能因确诊人数的激增而崩溃。

安倍晋三选择在此时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就显得刻不容缓。毕竟，继续拖延下去的话，一旦日本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届时再如何维护经济都将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不少舆论认为，东京奥运会确认延期，以及日本主流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也是促使安倍晋三选择此时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重要原因。

▲资料视频。日本发生26起聚集性感染，医院和福利院成重灾区。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紧急事态宣言”并无强制力

诚然，“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将赋予东京都等7都府县知事一定的临时权限，但能否成功改变日本疫情的严峻形势，则有待观察。

根据相关法案规定，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地方政府可向指定机构征收或要求其保管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若被指定机构有意隐瞒或不执行命令，那么将会受到处罚；地方政府为建设医疗设施而临时征用土地或建筑物时，可不必获得土地或建筑物所有者的允许等。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有权要求普通民众减少外出、待在家中；有权要求或指示电影院、美术馆、学校等限制开放或临时关闭；有权要求音乐会、体育比赛等限制举行等。

此外，“紧急事态宣言”对日本人所带来的强烈心理作用，也不容忽视。

“紧急事态宣言”是2012年《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成立以来首次使用，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连日来，经过日本媒体、日本政府官员的反复宣传介绍，有关“紧急事态宣言”的重要性和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严峻程度，已经在日本民众之间起到了“皮下注射”的传播效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东京都等7都府县实施“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地方政府只是对普通民众提出“要求”，但普通民众有权选择“拒绝”。

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即便选择出门活动、去超市买菜、甚至前往电影馆、美术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而公共交通也并不会完全停止，依然会维持正常或最低限度的运转。

因此，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并不等于“封城”，而问题也恰恰在于此。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的“紧急事态宣言”，能否让普通民众在未来一个月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答案成谜。而如果大部分日本人并不自觉配合政府部署，那“紧急事态宣言”显然并不会起到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效果。

相比日本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紧急事态宣言”的发布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陈洋（媒体人、日本问题青年学者）

编辑 胡博阳 陈静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