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进入疫情紧急状态时，政府鼓励公司提倡远程办公，尽量让员工居家工作。这让过去朝八晚八外出工作的日本男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家务分担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之下。他们开始亲眼目睹同样有工作的另一半需要承担多少繁重繁琐的家务劳动。一个疫情，让男女家务分工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很多男性意识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于是逐渐学会了承担一部分家务，减轻伴侣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怀疑，短暂的几周居家工作，是不是能够长久改变日本家庭分工的固有模式呢？本文是译自《纽约时报》中标题为“Stuck at Home, Men in Japan Learn to Help. Will It Last?”的文章，作者 Motoko Rich。

Aki 和她的丈夫 Susumu。 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东京——新冠爆发期间，Susumu Kataoka在家和家人一起呆了很久，现在的他就只想找个乐子。他抓起无人机，绕着他的房子转了一圈，拍了些照片，上传到了Facebook上。

他的妻子Aki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如果他有这时间玩，难道不应该多做点家务活，把乱七八糟的杂物收拾一下，或者去好好照顾孩子么？

作为一名网络营销顾问，Susumu Kataoka认为自己已经做的很可以了，他给妻子列出了他在家经常要做的事情：给他们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洗澡、洗碗、刷牙。

他简直不知道家务活到底有多少。Aki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她在一份详细的Excel里显示总共要完成的210项家务活，并且列举了其中给她老公的21项。

“我真的很想让他明白我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她说。

疫情期间，对于那些有工作的小两口来说，鼓励远程办公，并要求民众尽量呆在家里这样的抗击病毒传播的方式，其实会凸显家务分工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影响着全球各地的家庭，但在日本社会尤为明显。

在日本疫情紧急状态时期，过去通常只在早晚短暂地与家人打个照面的男性，现在整日都要呆在家里，这便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目睹了家务到底有多少。现在，那些曾默默无闻地洗衣服、处理财务和做饭的妇女们，都纷纷开始让她们的丈夫帮忙一起做家务了。

这很可能导致双方变得易怒：有时会因为谁来打扫房间、谁来给孩子辅导作业而突然吵起来。居住空间本就狭窄，而且每个人都在家的时候，会感觉地方更小了。有人产生了质疑，这一场也许在几周内就结束的家庭生活是否真的能让男性睁大双眼，并扭转两性根深蒂固的家庭模式呢？

不过，部分男性表示，现在他们感觉与家人更亲密了，他们希望日本这种缺乏弹性的工作文化能彻底改变一下，让他们在疫情过后还能有大量的时间陪陪家人。

Susumu Kataoka正在努力习惯这样的生活。

kataoka一家人。 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把Aki的家务清单表上传到推特上，上面还写着他们有“因新冠离婚”的危险，这个词很快在日本流行开来，这条帖子也被分享了高达21000次。

“我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在厨房接受谷歌Hangouts节目的采访时这么说。他妻子Aki把家务清单表印了一份贴在冰柜门上。“如果我拒绝接受，那之后我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埋怨和争吵。”

日本绝不是唯一一个女性承担过多家庭负担的国家。随着许多国家的学校停课，看护孩子所带来的额外压力、以及辅导孩子家庭作业时父母分工的不平衡已经在世界各地显现出来。

但日本的男性，在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时间方面，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少。市场调查公司Macromill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日本工作夫妇称，男性只承担了20%甚至更少的家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一个提升职场女性地位的平台，但却不是十分顺利，因为很多女性都被她们繁重的家务拖住了，无法抽身。

Kataoka说：“如果我们不能平等地分担家务，那么就不能创造一个女性拥有权力的世界。”

政府数据显示，日本约有一半的职业女性从事没有福利的兼职或合同工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接近五分之一。这让部分男性强化了一种意识，即他们的工作比妻子的更重要，因此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则顺理成章。

明治大学（Meiji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藤田惠子（Yuiko Fujita）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是从根本上让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我不认为整个社会因为暂时的紧急状态，就对女性之后的工作情况更友好。”

东京Yamaneko研究所（Yamaneko Research Institute）的政治学家三浦鲁莉（Lully Miura）说，在家就呆短短几周，是不太可能让男性愿意和女性平等分担家务照顾孩子的。三浦说：“我很多朋友都在Facebook上发了自己丈夫做的家常菜，但要知道，这并不是大多数。”

公司老板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男性分担家务的一块绊脚石。为了遏制疫情，政府鼓励公司让员工们在家办公，这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即使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许多公司却仍固守陈旧的办公室惯例，不愿让员工实现远程办公。

根据一项政府调查，在东京的受访者中，只有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在紧急状态下居家工作。而放眼全国范围，这个数字却仅为四分之一多一点。周四，安倍解除了47个县中39个县的紧急状态，部分员工可能会重返办公室。

39岁的Hiromasa Tsuzaki是东京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公司不允许他在家办公。而他34岁的妻子百合子（Yuriko）也在广告业工作，不仅在家远程办公，与此同时还要照顾他们刚5岁大的儿子。

Hiromasa Tsuzaki一家人。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Hiromasa Tsuzaki为了能够帮百合子分担家务，他希望政府能够要求公司鼓励员工进行远程办公，这将为社会推广更全面的远程办公体系提供更大胆的方向”。

丈夫直到晚上九点半才回家。百合子则不得不在Zoom上开会时，还要去冰柜里拿出冷冻的食物做晚餐，而儿子则在一边浏览YouTube。

但即便是那些能够在疫情期间在家工作的男性，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向那些看重时间时长和敬业精神的老板们证明自己远程工作的工作效率。

36岁的寺岛义明（Yoshiaki Terajima）大约一个月前就开始远程办公了，虽然在家，但他依旧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的工作中。

他和妻子Erica（34岁的媒介顾问）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东京的一套两居室里。远程工作期间，他连在晚餐桌上还要参加公司的视频会议。寺岛义明似乎已经习惯了过去每个工作日从早8点出门工作，到晚8点下班回家的生活节奏，几乎很少有时间去做家务。

随着学校和日托所的关闭，Erica在家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要监督7岁和9岁的两个女儿上课，同时还要找点除了乐高和视频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来让5岁儿子打发时间。她说：“我承担了90%看孩子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自己正儿八经的工作了。”

Tsuzaki和儿子。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女儿们注意到她又累又沮丧，主动提出帮她洗衣服。因为她看到如此多的工作实在鞭长莫及，Erica最终开口请求丈夫能搭把手。从那以后，丈夫寺岛义明则开始每天为家人做午餐，打扫卫生间，辅导女儿们做家庭作业。

紧急状态在5月底解除后，寺岛义明希望能继续在家工作。他说：“和家人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把现在作为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彻底改变我们历来的工作文化。”

这可能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在日本，加班和经常出差都很常见，所以女性总是独自在家里。

自去年10月以来，44岁的南井口（Nanae Minamiguchi）的丈夫一直和他的贸易公司在他老家智利做生意。由于旅行限制，他现在被困在那儿回不来了。

南井口每周有五个早晨都要去大阪一家超市为水果和蔬菜进，只能把11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她别无选择。

在4月初，日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不久，老师们就把作业全权交给了她，但却没有辅助其他在线课程，所以她工作的时候，孩子们也没什么事可做。

没有父母的探望后，她的感触最深，因为她父母通常在她丈夫外出时会帮她一起照顾孩子。但由于害怕感染的风险，他们也都居家躲起来了。

Nanae Minamiguchi 和她的孩子。图片来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南井口也会担心在超市被感染，她也害怕给孩子们带来风险。

即便这样，她也依旧认为即使丈夫在家，也帮不上多少忙。

她说：“也许在那种丈夫平时家务做的多的家庭，丈夫做得更多，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Aki有时也会担心，如果她感染了病毒，她的家人该怎么办呢。她当时在家务清单表上列出所有家务和照顾孩子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如果她住院了，这样可以确保丈夫Susumu 在未来照顾家庭上有据可依。

Susumu说，他已经学着去看家务清单了。他说：“以前在晚饭之后，我通常只是坐着搞点自己的事情。但现在，家务清单上提示我应该去叠所有洗好的衣服，我就起身去做完，不再那么坐着消磨时间了。”

但他觉得，当他恢复正常的工作日程和通勤时，也同样有可能会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去。

他说：“因为我待家里，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家务，而一旦我去公司上班，就要加班到很晚，很可能就没法做家务了。”

译者：Hai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