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多灾多难，经济下行压力山大。小小新冠病毒，把整个世界搞得鸡飞狗跳。

大家都在等待疫苗普及；等到年末，还没来；病毒反而变异了，世界又多了一分惶恐。

换一个角度，祸兮福之所倚，惶恐也孕育着希望的曙光。

12月中旬，英国发现新冠病毒变异体，传染性比原病毒高出70%。

12月19日，首相约翰逊宣布，伦敦“封城”。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锁，但并没有阻挡住变异病毒的传播。

欧洲、美国、包括东亚的日韩，相继发现新病毒。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2月25日，日本报告5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病例。5人近期都曾在英国待过，包括4位男性、1位女性。

日本新增病例连续创新高，12月26号确诊3881例。

日本政府宣布，从12月28日起到明年1月底，暂停所有国家及地区的新入境申请。

——相当于宣布“封国”。就在一周前的12月21日，菅义伟还重申，日本没有必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当然日本的“封国”并非一刀切。

从国外归国的日本公民和在日本有临时居住资格的外国人（在英国或南非逗留过，将不被接受）仍然可以入境，但必须隔离14天。

日本这次封国，不包含中国大陆以及韩国、新加坡等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日本之所以选择这样差异化“封国”，背后有一笔账——

02 日本账本

差异化“抗疫”，还是在寻找经济与抗疫的平衡点。

日本之前抗疫比较佛系，但效果相比欧美国家也还不错。

今年7月，为扶持在疫情中遭受重创的旅游业和餐饮业，日本政府推出旅游支援政策“Go To Travel”，鼓励民众出门旅游，并为游客提供部分住宿费和交通费，最高补贴达50%。

这个计划自启动后已有4000万人参与（相当于全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日本经济有过短暂的恢复。

12月初，日本内阁称，将今年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速上调至5.3%，按年率计算为22.9%。

在此前日本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二季度按年率计算下滑28.1%。

如果没有英国爆发的变异病毒，日本还会按照之前的节奏运转，推动经济复苏。这次差异化“封国”，相当于给日本经济泼了一盆冷水。

12月28日，日本“封国”的当天，“Go To Travel”补贴项目正式暂停。

当然日本这样牺牲经济的背后，还有另一本经济账：为东京奥运再拼一把。

本该今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了2021年（延期一年的成本上涨22%，从此前的1.35万亿日元上涨到1.64万亿日元，东京奥运会由此成为“史上最贵”），让日本损失颇大。

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2021年东京奥运会基本也没戏。

如果2021年奥运会办不了，那么东京奥运会基本就办不成了。

日本上下对这次东京奥运会给予厚望。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曾被视为日本国运的拐点。

1964-1969年，除1965年（GDP增速为6.4%）之外，日本GDP增速均超过10%，日本产品淹没全世界。

从那以后，日本继续高歌猛进，GDP一举超过苏联，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战场上干不过苏联，终于在经济领域战而胜之。

但是过去30年时间，日本经济一直高位震荡。日本政府用尽办法也无济于事，便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提振日本经济。

如果这次东京奥运会无法举行，那么不仅对日本经济是一个打击，对日本的精神层面也是个打击。日本这次封国，其实就是想最大限度扑灭疫情，为东京奥运会再搏一把。

但除了出现奇迹之外，东京奥运会基本没戏了。因为目前看，疫情很难短时间内控制住。

03 防疫难

吃瓜群众或许纳闷，为什么欧美就控制不住疫情？

答案主要有两个，一是过度的自由主义，二是经济结构。

这里声明下，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好；而是说过度的自由主义不利于抗疫。

关于过度自由主义，这里可以看具体事例。

由于变异的新冠病毒在英国蔓延，瑞士于12月21日宣布，自12月14日以来从英国入境的所有人都必须自抵达日起自我隔离10天。

于是一帮去瑞士度假的英国老铁们（420名游客），就被隔离在瑞士的一家叫韦尔比耶的酒店里。

如果按照瑞士政府的要求，隔离完毕之后，假期也就泡汤了。

但是很快，酒店管理者发现很多房间电话无人接听，饭菜没人吃；在检查中得知大约一半的英国老铁，已经从隔离酒店“秘密消失”。

这帮英国老铁中的许多人在夜色掩护下“悄悄逃走”，随后在欧洲到处溜达。

在他们眼中，逃离隔离酒店是奔向自由。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过度的自由主义确实不利于疫情防控。

当然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搞大规模隔离，除了崇尚自由主义之外，经济问题是另一个根源。因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非常高（日本、德国、美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都超过70%）。如果强行封锁，流动性枯竭，那么短时间内GDP必然大幅度下滑，不利于拿选票。

当自由主义和经济问题结合，必然导致过度的自由主义。

04 祸祸相依

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给世界带来三大挑战：

挑战一，摧残医疗系统。

疫情原本就让各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病毒变异之后传染性加剧，会让原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雪上加霜。

挑战二，宣告群体免疫思路破产。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冠状病毒引发的流感，基本上每个人都感染过，理论上来说早已实现群体免疫；但冠状病毒每年依然会引发流感，原因就在于冠状病毒的变异能力一直很强。

新冠病毒本就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员，拥有冠状病毒的变异特性。

挑战三，疫苗普及难。

有些疫苗（包括已经获批的辉瑞疫苗）就是通过“模仿”病毒的刺突蛋白，来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病毒的变异，就是恰好刺突蛋白发生变化，增加疫苗普及的难度。

这三大挑战，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集体主义思维下的防疫策略。因为面对新冠疫情，必须全人类联手抗疫。中日韩的防疫成果，就是建立在集体主义模式之下。

如果重视集体主义，那么就可以纠正过度自由主义，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里再强调一遍，自由主义本身是人类基础价值观之一；但过度的自由主义不是好事，会导致泛滥的欲望过度放纵。

如果各国能暂时摈弃成见与利益纷争，那么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并不难。

如果通过全人类共同防疫，从而适当纠正过度自由主义，那么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幸运。现在从伦敦封城和日本封国的实践看，全人类联手抗疫的趋势出现了一缕曙光。

尽管曙光还比较微弱，但微弱的曙光也是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