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发达,国民待遇越好,理论上更幸福。但日本、韩国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在日本,每年大约有1万名职员“过劳死”,与交通事故中丧生的人数相当。
因“过劳”引起的自杀事件,在新闻上已经见怪不怪。
在韩国,为了减少“过劳死”的发生,政府甚至督促企业下班后关闭电脑系统,把员工“赶”回家。
而对英法德等西欧国家,或是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来说,生活常常是懒散、悠闲的。
同样是发达国家,却泾渭分明。就像同样年收入20万的两个人,结果一个累倒了,一个在家躺着数钱。
日本上班高峰时的地铁场景
一、日韩的“赶英超法追德”
什么是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标准。
但普遍公认的发达国家有三个特征: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
一般认为,典型的发达国家有31个,其中亚洲4个,分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
在GDP上,2019年日本GDP为5.08万亿美元,排名第3,高于英法德等老牌强国。
韩国的GDP也有1.64万亿美元,排名第12,领先荷兰、瑞士等欧洲发达国家。
2019年世界各国GDP前20名
其次,人均GDP,日韩两国虽然稍逊于英法德,但也都超过了3万美元,远高于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门槛。
2019年五国人均GDP
从综合国力、影响力来看,各家排名机构有所出入。但总体上,美国、中国是第一梯队,日本、韩国与英法德基本都在第二梯队。
国家强,百姓富。
据瑞士信贷银行2019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手册》,日本成年人中位数净财富约11万美元,排在第8名,高于法国(第11名)、英国(第12名)、德国(第33名)。
韩国也不差,成年人中位数净财富也超过了7万美元,与意大利、挪威等国相当。
各个国家和地区成年人中位数净财富前30名
从这些硬性指标来看,将日韩两国与英法德并列,无可非议。
甚至在某些方面,曾经远远落后于英法德的日韩两国,已经悄无声息地追了上去。
二、相似的经济,不同的宿命
然而,在生活品质上,日韩与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完全不同的情景。
衡量生活品质,一个最全面的指标,莫过于幸福指数。
2012年开始,联合国连续8年发表的《世界幸福报告》,可以说是公信力十足。
但8年来,日韩排名一直很低。 比如最新的《2020世界幸福报告》,涉及153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分别位列第61、62。
英法德普遍在10~30名。芬兰、丹麦、瑞士等国更不用多说,包揽了前5。
部分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
幸福指数之下,是日韩两国的疲态:经济强大,却为此透支了社会的活力与幸福。
在工作上,英法德等国的不少职员,像是浪荡子弟,将上班当成生活的调味品。到了点,就慢悠悠地迎着午后的阳光走回家。
日韩更多的却是加班文化、深度内卷,还有拼了命也挤不上的地铁。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数据,38个成员国中,德国职员年工作时间最短,为1356个小时。
通俗一点来说,德国人放半年的假,剩下半年用来工作,那么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也只有7.4个小时。
韩国排名第35,仅次于哥斯达黎加、墨西哥。
日本职员看起来工作时间不长,甚至比意大利、美国还少。但实际上,日本的数据被大大低估了,因为许多私企员工的加班时间,并没有被算进来。据日本公共媒体NHK的调查,日本人比欧洲人一年要多工作3个月。
在日本,过劳死和过劳自杀,正愈演愈烈。
2018年,NHK报道过一个案例:一位女记者在一个月内加班近160个小时,最终因充血性心衰而去世,年仅31岁。据调查机关的结论,这位女记者“积压了相当大的疲劳,经常性睡眠不足”。
2016年,日本电通公司一位女员工连续加班100个小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从自己的宿舍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除了长期加班,日本职员还不得不面对僵硬的等级制度。
据日本《新潮周刊》报道,2015年,一家娱乐公司的老板,以“今天有客户在,要做点有趣的事”为由,将公司一名职员的脸两次按入沸腾的火锅中。
而这名员工直到3年后辞职,才敢起诉自己的老板 。
日本有等级制度,对韩国来说,则是高考制度。韩国人要想进入大企业,必须考入国内前十的大学。
所以韩国学生比中国学生还累,不仅放学之后要参加各种补习,学习到凌晨1点也是见怪不怪。
哪怕历经艰辛进入了三星等大企业,他们还是免不了各种僵硬制度与剥削。
韩国网络上,有一篇改编的《卖火柴的小姑娘》,专用来讽刺韩国职场的残酷。
故事讲述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月薪只有130万韩元(约7800人民币)。卖火柴的时候实在太冷了,于是她点燃了一根火柴取暖。结果,公司以“滥用公司财物”为名,把她起诉到法院。
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韩国学生
这种变态的疯狂,也是迫不得已的。
比如,在德国,要想进入大学,也不容易。但大学对德国人的重要性远比韩国人小得多。
德国的职业教育很发达,许多人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甚至担任管理岗,拿到的薪水并不比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低。在就业市场上,也不会被区别对待。
有调查机构调取了德国74万名员工的终身收入数据,发现工作到退休的德国上班族,整个职业生涯赚取的薪水,基本都超过了百万欧元。
三、向内挤压,向外求生
日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资源上,日本、韩国都是岛屿国家,人多地少,连吃饭的都要看人脸色。
像韩国,早在2015年,包括饲料用粮在内,其粮食自给率已经跌至24%,在OECD成员国中垫底。
一个日本妇女正在收割粮食
至于矿产资源、传统能源的匮乏,更不用多说。
再看社会制度,日韩和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极大的反差。
就如前面提及的职场等级,在日本是一种常态。但在欧美,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因为欧美的公司职员,背靠工会组织,在与资方谈判,争取更高工资、更低工作时间、个人权利时,完全有对等的力量。
而日本终身雇佣制虽然瓦解了,但是雇员对雇主的依赖,远大于雇主对雇员的需求。很多时候,日本职员就像是领导的一种附属品。
再者,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西方塑造起来的,其他国家只是在模仿,或者不得不按照西方设定的规则来行事。
相比更多发展中国家沦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附庸,日本韩国这种追赶型国家已经算是成功的了。
但作为追赶者,也注定了日韩的艰辛。
过去两百多年里,日韩一直落后于西方,由此产生了一种心态: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追赶。
为此,很多人不惜牺牲个人生活、爱好,甚至生命。
政府也一样,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会使用粗暴的方式。比如为了把企业做大,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会忽视大部分职员的利益。
一无资源、二无技术,如何提升竞争力?最简单的办法,只能往国内倒逼,挤压本国人民的福利待遇。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具有先发优势。所以,政府对他们的治理,不再是从提高竞争力入手,而是将企业实现的利润更多地让于普通职员。 比如说反垄断法、税收分配等法律制度,更多地偏向于普通人,而不再是大企业。
四、实际上还是赚钱方式的不同
日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二者在世界产业分工上的不同。
两个人年收入都是20万,一个靠收租,一个靠卖血卖肝,生活质量自然难以相提并论。
在经历大航海时代、殖民浪潮和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比如,很多欧美国家自然资源也不多,但它们在铁和血的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在全球的布局。
2019年世界上最大的50家石油公司
最好的资源,最轻松、最舒服,甚至躺着也能赚钱的产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像美国,就可以利用金融霸权,吸血全世界。
而欧洲,掌握了品牌定价权,想把东西卖多贵就卖多贵。比如香奈儿、LV、普拉达等高端奢侈品,基本上出自法国、意大利这两个老牌发达国家。
日韩虽然在一些产业上做到了世界顶流的位置,但赚的大多数是辛苦钱。
比如家电、汽车产业,同质化严重。仅在东亚地区,就需要面对中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韩两国之间的竞争,更是火热。
有人把中国与日韩比较,指出国内大部分产业处在微笑曲线的中间,日韩处于两端。
实际上,把日韩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这一情况仍然成立。只不过中间的国家成了日韩。
此外,在全球的贸易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更像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产出者。付出少,收获多,自然轻松。
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贸易逆差国,终端消费者,他们所需的产品,除了自己生产,很多都来自中日韩等国。
而西方发达国家少花费的时间,日韩买单。
后者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需要生产出远多于国内需要的东西,用来出口换汇。
不仅如此,就算日韩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率相同,他们也必须做到物美价廉,才有能力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
物美价廉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对生产者生活质量的牺牲。
当然,这种悲剧,不只是日本韩国的,也是所有追赶型国家要面对的。
主要国家及地区的外汇储备,日、韩远高于英法德
那日韩自给自足,行不行?
实际上,日韩不出口,就活不下去了。前面提到,日韩在农产品、能源等方面,极度匮乏,完全没有比较优势。如果把国家有限的生产力,都拿来发展这些行业,完全养不活全国人。
所以,日韩两国只能努力发展优势产业,出口换汇,再购买国内所需的资源。
最后,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资本致富,而日韩还停留在劳动致富的阶段。
比如日本第一大集成电路公司东芝半导体,其最大股东,是美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
而三星集团最大的利润池、占韩国股市市值20%多的三星电子,据其2020年第二季度股权结构,普通股外国投资者(多数为美国投资者)占比为54%,优先股占比更是高达84%。
2020年第二季度三星电子股权结构
资本致富,躺着赚钱,想不轻松都难。劳动致富,天天996,累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也正像老板与打工者的差距。
五、结语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韩两国的收入不低,但仍处于挣辛苦钱的阶段。
前者掌握了最基本的资源,制定了游戏规则,顺便还当了裁判。后者是尖子生、后起之秀,也只能靠出卖苦力和脑力为生。
这注定了日韩的悲剧。毕竟,在别人的规则里,哪怕做得再好,也免不了被吸血。
更关键的是,你还离不开这个规则。
这是东亚发达国家的弊病,还是后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或者两者皆有?
难以得出准确答案。
但这个问题,同样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且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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