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的樱美林学园，国人或许知者不多；而北京朝阳门外的陈经纶中学却已在京城小有名气。追根溯源，两校有着共同的前身——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崇贞女子学园。该校创立者清水安三先生是位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教育家。

    1891年清水安三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时代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大学时代，清水读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7年，清水安三以传教士身份来到沈阳，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又移居北京。1919年，中国北方大旱，农作物全面绝收，整个华北地区饿殍遍地。清水号召人们出资赈灾，在朝阳门外建起灾童收容所。他每天赶着马车到灾区逐村收养灾童，总人数近800名。上世纪20年代的朝阳门外穷困破败，民不聊生，卖春者随处可见。为拯救不幸的女童，清水于1928年出资在灾民聚居区创办崇贞女子学园。作为学园的开创者，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美穗为学园的发展日夜操劳。

    除劳神于学园事务外，身为日文杂志《北京周报》记者的清水始终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对日本在华的扩张政策，他心情极为矛盾：“我有一颗十分爱日本民族的心。但同时又有一种把中国的忧患当成自己忧患的心情。”

    当时，在华日本人大都有“一等国民”的优越心理，骄横傲慢。对此，清水批评道：“人不能看见自己的脸，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眼睛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观中国人的神情，可以领悟到自己的丑陋。”而对日本人在中国的种种丑行，清水先生更深以为耻：“日本人要再修饰一下自己。不从心里开始修饰，不触动灵魂，就不能有热爱之情，与中国携起手来是不可能的。”清水先生的正义言行终于激怒了日本军部，《北京周报》被迫停刊。

    如果说报纸的停刊使清水失去了发表正义言论的园地，那么为南京大屠杀的仗义执言则给他带来了一场“笔祸”。由于政府和媒体的刻意掩饰，日本普通民众对大屠杀的情形并不了解。因学园筹款事宜来到夏威夷的清水特别撰文向当地日侨讲述真相。该文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右翼大骂清水为“国贼”、“混蛋”，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也指控他侮辱日本军队。清水回击道：“我喜欢北京，更爱中国人，纵然骂我是混蛋，我也还是要完成我的使命。好人多的是，混蛋有一两个也无妨。”

    相对于对本国的强烈批判，清水先生对中国一直抱有深刻的同情和期待。当时，中国不少知识精英都曾撰文进行国民性批判。清水先生对此则十分宽容：“在中国的国民性中，常出现使人讨厌的东西，但还不曾使人绝望。”清水先生还反对对中国的前途过于悲观：“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株老树，那么它同青竹般迅速成长的日本是不能比的。老树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倒地，青竹或许一阵大风就会折断。枯木的朽掉分外费时，而青竹一旦栽倒，则是惊人的脆弱。”

    清水安三在京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的知识精英，胡适是他的挚友，周作人与他过从甚密。而与鲁迅先生的结识则缘于一次不期而遇。清水先生有一次去拜访周作人，而主人不在。清水刚要离去，一位中年男子从厢房探出头来说：“如果您肯见我，请进来吧，我们谈谈。”进屋后清水才得知这就是他早就翘盼拜见的鲁迅先生。

    晚年的清水还多次撰文回忆鲁迅先生。鲁迅人格中最让清水印象深刻的就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对清水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然后对日本古今的汉诗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日本人做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此事让清水久久难忘。一般史料认为，日本译介鲁迅始于山上正义的《论鲁迅》，其实清水的研究要比这早上7年，在时间上堪称向日本译介鲁迅的第一人。

    另一位清水的老友就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清水在美期间，李大钊曾托他买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类书籍在美国属于非卖品，清水通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出人意料地搜集到大量宣传品，送给李大钊。从美国归来后，清水本想立即去见李大钊，但因为赶赴南方采访北伐战争而耽搁下来。李大钊遇难后，清水无限悲痛，对李大钊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为了改变一种时代，是必须要有流血牺牲的，通观历史，在文化之隅，总会见到鲜血淋漓的殉道者的墓碑。”

    今天，在校史上一脉相承的樱美林学园和陈经纶中学已结为姊妹校，并与北大和复旦等高校建立了交换留学制度，这些无疑都已成为中日教育领域友好交流的典范。忆古思今，我们不应忘记那位为中日友好鞠躬尽瘁的先驱者——清水安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