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里，Hiroaki Kushioka就像是被放逐于西伯利亚一般憔悴无力。1974年，他的理智战胜了对公司的忠诚，他公开了他的雇主参与卡特尔定价的内幕。由于当时政府监察人员及其监管企业间的关系融洽，该企业并未遭到惩罚。公司经理层立即对Kushioka采取了报复行动。他们停止了他的销售业务，把他派往省级的培训中心。在那里，他用了30年的时间照看花床。

　　然而现在，这位已经退休的“吹哨者”从冷漠中走了出来。他起诉了他的公司，声称要以有利于他的方式处理此案。这个一度被社会几乎遗弃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成为了新一代追随者的导师。

　　日本开始抛弃它暗箱操作和对公司无条件忠诚的传统，而更倾向于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责任和政府透明度越来越占重要的位置。这个国家正缓慢地、痛苦地变革着，并且承受着全球化和连续14年的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压力。“吹哨者”现象（内部举报）从未像现在这样增长得如此快速。
　　不久前，这种敢于暴露公司机密的“勇士”还是很少的，他们被嘲笑成不顾集体主义的人；而现在他们则被称为为真理而战的勇士。“在吹哨行为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安全、健康和消费权益要受到关注”，最近京都一家知名报刊载文说，“我们需要用法律来鼓励更多的吹哨者勇敢地站出来。”

　　今年6月，小泉内阁在议会中促成了该项法律的通过。该法为那些勇于说出真相的人提供更多保护为目的。该法律受到了改革派的批评，他们指出该条款没有包括公共部门，即使如此，它仍然是日本人态度基本转变的一个标志。
　　没有数据显示由吹哨者引起的企业案件的数量有多少，但却有大量像轶事一样的案例。在过去的几周里，吹哨者几乎引起了各个领域的事端，从贴错了标签的鸭肉到贪污政府补贴。

　　是什么驱动这个传统上崇尚谨慎的社会发生如此明显的转变呢？“日本正变得越来越法制化，”东京的一位律师Tadashi Kunihiro说。他曾建议在企业管理案件上设立委托人。不久前，他又说，调节企业矛盾的力量主要在于日本官方。但是延长的经济危机却削弱了这种力量，与此同时，全球化又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因此，Kunihiro说，现在官方的力量不够强大。“在以官方为主导的社会里，透明制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众希望企业的问题公开化。企业虽然不想这么做，但是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另外，随着日本雇员终身制的逐渐消失，员工揭露公司不当机密的风险也减少了。

　　最近另一位吹哨者Mizutani宣称，他的公司因为他控告其生意伙伴———雪牌食品公司而破产了。后者在前者生产的牛肉制品上贴了自己的商标。人们不是为他对公众负责而称赞他，相反，Mizutani说，他的很多客户开始抵制他的产品———因为他的不忠。（雪牌食品公司的有关人员承认了其错误的行为，并因该丑闻而破产了。）另外一个是发生在2002年的案子，东京电气的内部人员将他的雇主违反核能使用的相关规定透露给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但管理委员会的人员不但掩盖了此事，而且还把他的名字报给了该公司。最后，该公司的会长因为此事丢了饭碗。吹哨行为的支持者总算从中得到了一点安慰。(陈维茗  编译)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1月16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