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多年来经济一直不景气，期望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区政策能重振日本的经济，提高其竞争力。欧盟和北美的经验显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使国家经济变得更有活力，有利于促进有关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及创新国内体制、增加外部投资。这使日本增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关系的紧迫感。而东亚地区即成日本实行自贸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东亚地区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出现过闻名世界的“四小龙”、“四小虎”，中国经济也一直在快速增长，惟独日本经济失去活力，陷入停滞状态。很久以来，日本一直在东亚的发展中起着“领头雁”的作用，给其他东亚各国提供各种发展援助。现在，日本亟须加强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合作，走地区贸易自由化之路，以借助东亚国家的经济活力，提振本国的疲弱经济。东亚地区还是日本经济的重要腹地。自从20世纪80年代日元增值以来，日本企业大量走出本国，在东亚地区内建立商业网络。现在东亚地区已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对象和主要的投资场所。日本经济要重新获得发展活力，其中关键因素是促进与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日本不仅重视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功效，而且也重视其政治方面的作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中说，自由贸易区协议将增强日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谈判地位，而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谈判将影响和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将导致协议各方的政治信任度加深，从而扩展日本的外交影响和国家利益。[3]日本还认为，与发展中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能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把自由贸易区当作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新方式。
担心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增大是日本加强地区自由贸易的动因之一。日本出于民族自大心理和狭窄民族利益，把充当亚洲“龙头老大”作为其地缘战略重点目标，而把东亚尤其是东南亚作为其向亚洲扩展势力和影响的依托与前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增长和国际影响的迅速扩大，日本对中国产生浓重的“瑜亮情结”，把中国看做其称雄亚洲的主要障碍和防范对手。近年来中国从睦邻、安邻、富邻目的出发，加大了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的力度，率先同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达成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和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日本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增，自己处于滞后地位，有碍于它实现地缘战略目标。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抵消中国的影响，日本强化了与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自贸关系的努力。
美国的态度对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也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也要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支持历来是有条件和有选择的。美国支持东盟，支持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但强烈反对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和日本提出的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因为东盟是由中、小国家组成，同美国关系密切，不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美国开放，美国参与其中有利于它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而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和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都是不包括美国的，最后由于美国反对而胎死腹中。美国的政策很明确，不希望看到不包括自己在内的东亚合作机制的出现。但是，在东亚新一轮的自由贸易合作的热潮中，美国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迄未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有乐观其成的意向。这是由于美国认为，东亚地区合作能够达成自由贸易、投资便利等成果将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打开东亚市场。同时，美国近两年来明显加快了与东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的步伐。2003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议达成。美国还在与区内的泰国等东盟国家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由于没有来自美国方面反对的压力，日本对开展和加强东亚区域合作、谋求建立区域内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也就没有顾虑了。
三
日本虽然调整了贸易政策，对实行地区自由贸易转而采取积极态度，且已同新加坡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要在行动上落实这些协定，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阻力。日本要真正实行区域自由贸易政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实行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是农业问题。执政党、自民党中的农林水产族议员有强大实力。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必须保护农、林、渔民利益，对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形成很大牵制。例如，在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日方的指导方针来自于自民党2001年建立的“农林渔产品贸易研究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要求，日本必须避免出台对国内农业、林业和渔业有负面影响的贸易政策，有关农林渔产品的关税在两国谈判中不得进一步减免。2001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农产品贸易战，日本方面因为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颁布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限制措施。中国方面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虽然中日贸易战没有升级，最终得以妥善解决，但日本农产品保护而带来的国际贸易争端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大米问题在日本农业问题中尤为突出。虽然日本的农产品进口的限制品种一直在减少，但对大米进口的严格限制并没有改变。日本的水稻生产没有像美国和欧盟那样实现规模化经营，稻农平均种植面积仅为两英亩，生产效率较低。再加上日本的劳动力昂贵，结果大米生产的成本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生产成本的好几倍。日本的农民协会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很大。为了保护本国粮食生产，维护农民利益，日本长期以来限制外国大米进口，使得国内米价是同期世界市场的7—12倍。日本政府还需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农业生产，处理国内大米市场的供需不平衡问题。1971—1974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过剩大米，花费了1万亿日元。1979 —1986年，第二次处理过剩大米则花费了2万亿日元。
日本自民党长期以来受到日本农民协会的坚定支持，对其也投桃报李，尽量照顾其粮农的利益与要求。虽然党内要求开放大米市场的呼声很高，但决策者难下决心这样做。日本农民组织严密，99％以上的农业生产者加入了日本农协，使农协成为日本最大的社会组织和自民党的关键票源。如果失去了农协的支持，自民党难以保持执政地位。因此，日本在自民党执政的情况下难以在农产品问题上做出很大的政策改变。
日本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影响其与其他国家签订和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如新加坡的农业部门和农产品贸易比例很小，1999年其农产品对日出口只占其对日总出口的17％，数量微乎其微。但是，日本的农业游说集团和农林水产省还是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对新加坡农产品出口关税的减让。现在日本有将近2000种农产品关税未能减低。日本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是因为墨西哥方面要求日本开放猪肉市场未成而搁浅。
日本大部分可能的自由贸易伙伴都是农产品大宗出口国。例如，2001年，泰国农业和渔业产品对日出口占其对日总出口的28％，智利为52％,墨西哥为21％。一旦根据自贸协议，日本要完全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从东盟的进口额将成倍增长，会对日本的农业以至政局产生严重冲击。日本政府是否愿意和有无能力承受这一后果，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日本和东盟各国对发展相互自贸关系的疑虑与歧见仍未完全消除。日本政府有人认为，日本和东盟之间经济差距过大，难以实行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农林水产省向来对自由贸易持不同态度。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而小泉纯一郎的各项改革尚无显著成效，日本经济至今起振无力，影响了东盟对日本的信心，对双方实行自由贸易不利。 东盟各国在对待日本提出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构想”反应低调。新加坡等国认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相比，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只处在低级阶段，缺乏操作细则。有的国家则质疑“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全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包括所有东 盟国家和所有贸易品类，还是只是为逃避自由贸易而编造的名词。多数东盟国家敦促日本加强对它们的援助，在实施自贸协定中多给与它们优惠待遇。关于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和大米市场开放的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对国内的保护主义持妥协立场，对东盟国家要求日本开放更大市场的要求反应冷淡，使得双方谈判进展缓慢。这将严重影响双方实施自由贸易区协议。
东盟和日本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存在分歧，这将在政治上影响到日本的东亚自由贸易战略。2001年东盟——日本首脑会议上，日本倡导的全面支持美国谴责世界恐怖主义的决议遭到东盟的否决。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和文莱的伊斯兰人口在其国内人口中占大多数，其他东盟国家也有人数不等的穆斯林。受穆斯林居民的影响，不少东盟国家，尤其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对美国发动以伊斯兰国家为对象的反恐战争，特别是对美国把恐怖主义同穆斯林混为一谈的倾向和在反恐中搞双重标准、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强烈的抵触和反感。许多东盟国家对日本在反恐斗争中无条件紧跟、支持美国，不惜充当美国的“打手”也有不满。同时，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依附于美国，竭力强化针对本地区国家的美日军事同盟，甚至充当美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棋子，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一个动荡不测因素，引起东盟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再者，日本至今对其历史上侵略亚洲国家的滔天罪行没有真诚真心认罪服罪，致使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然活跃与猖獗，使东盟国家和人民感到寒心和愤慨。这些将对日本和东盟发展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蒙上政治阴影。
总的来说，虽然日本近年来对地区自由贸易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保护主义政策。加上政治上存在不利因素，日本在东亚实行贸易自由化战略难度很大。日本与东盟真正落实已达成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也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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