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也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城市没有户口限制,政府提供住宅和社会保障,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并没有扩大城乡差距,反而是缩小了城乡差距。

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宫崎勇先生

著名经济学家。1995～1996年在村山内阁中任国务大臣、经济企画厅长官(相当于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出版有《图解日本经济》、《图解世界经济》、《战后日本经济》等。

日本远近

走遍了中国每一座城市的村井隆先生坐着轮椅,陪同我们与东京的政界、商界和教育界人士会面；鹈泽精一老先生在小城热海边舞边饮欢迎中国的老朋友；田中誉士夫先生精心安排管弦乐团演奏《同一首歌》；而兵库县副知事斋藤富雄听闻广东的老朋友来了,自己一个人跑到县公馆大门口来迎候……

这些有识之士在日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被称为“亲中派”,在与中国多年的交往中,有了深厚的情感,也希望中日世代友好实现互利双赢。

但这也许只是日本的一面。

如果你翻看日本的报纸或者收看日本的电视甚至只是在大街上走一走,你也许就会发现另一个窗口,在这里,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中国有着另外一种解读,有着几分隔膜。

也有人在欣赏中国的进步,也有人感受来自对手的威胁。神户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结好的第一个城市,这里云集了上百家高科技企业。当广东外事调研组组长傅朗提出双方可进一步进行深度合作时,主干花田裕之先生笑容满面、立马回答:我们很希望联手,但我们也要十分小心,不然中国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了。

这也许是一种更具代表意义的真实的日本心态。这种心态是矛盾和复杂的,既有一衣带水、人文相通之亲,也有竞争对手、孰高孰低之争。但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已看到,日本的未来需要和中国寻求更紧密的合作!

这是现实的日本。

素有“私学之雄”之称、日本最棒的公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校长白井克彦先生派出庞大的阵容来与广东外事调研小组会面。这是一所从来不办人才培训的大学,但为了广东而破例。不论是企业领导人班还是政府官员班,学校都一一做了精心安排。

白井克彦校长认为,能够参与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省份的建设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甚至还在考虑在广东设立联系点,以便双方有更紧密的合作。

不可否认,在怎样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的思考中,不少日本人士已将未来发展深深寄望中国、寄望广东。他们看到,这几年日本之所以能走出十年的低迷,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城西大学教授福岛和伸先生甚至公开说,现在对欧美市场出口已大幅下滑,希望中国能给予日本力量。

但这种给予的前提是尊重历史、互惠双赢的。自2007年温家宝总理开启“融冰之旅”,随后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进行“暖春之旅”后,中日关系才春暖花开恢复正常,这种局面值得双方珍惜。

尽管为了防范右翼的滋扰,中国驻大阪府总领事馆三步一岗。但郑祥林总领事自信地说,日本政府一定会进一步放宽来日的签证,东京也准备建中国文化中心,去年100万中国人访日,今年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左右,现在韩国、欧美游客大幅下降,日本不可能不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国。

游走东瀛阅读日本,发现自己的心态其实也是复杂的。我们希望走近,但有时又感觉距离挺远。

这是一个多么的微妙所在。

著名经济学家宫崎勇先生在松本楼接受本报专访谈应对金融危机———

扑完“火”后要建和谐社会

日本要发展,需和中国更亲密合作

记者: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到访中国,中日建交31年,对于目前的中日关系,您认为应该怎样描述?

宫崎勇:中日两国有很多遗留历史问题,但基本发展方向是友好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携手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一直是“停顿状态”,而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我始终认为,日本要发展需要和中国更亲密合作。遗憾的是,以前在日本很多人并没有这种认识。

记者: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中日两国高级经济官员组成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您和一批日本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忠告,比如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等,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惜这种战略对话逐渐淡化。

宫崎勇: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动两国间经济领域的对话,例如2001年成立日本广东经济促进会以来,我们就区域协调、循环经济合作、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品牌等进行了数次研讨。我今年86岁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我希望双方的学者专家间的这种对话不要消失。

救经济如救火,第一时间不能有顾虑

记者:这场危机,日本真的如媒体报道那样受到严重打击吗?

宫崎勇:日本和中国都是对欧美的出口大国,现在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减少,生产减少,投资减少,雇佣减少,收入减少,影响自然不小。我理解广东也是出口型的省份,影响也是很大的。

以前我一直觉得中国在高速增长,不会受到影响,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当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所以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重要。

记者:麻生首相近日正式宣布又增加1500亿美元的振兴计划,对此您怎么看?

宫崎勇:作为日本,“发生火灾”了,看到东西在燃烧,肯定第一时间是去淋水扑火,这个时候不能有顾虑,不能看到东西烧成灰烬再说。

日本和中国一样,两国政府都在集中精力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日本扩大内需的计划主要用于道路建设、环保、健康、教育以及老龄化问题等,同时还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日本政府实力不强,中国政府财力雄厚,我有点担心日本政府后期的贷款可能会很多。

记者:您估计这场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会朝什么方向走?

宫崎勇:扑完火后怎么办?我看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大家想到的可能还是发展产业,振兴经济。

我个人倒是认为,还是要立足于和平与文化,要在全世界搭造一种能融会贯通的文化,建立一个人人互相帮助的社会,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谐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无国界,技术保护只是企业短见

记者:有学者说,广东现在的发展阶段有点类似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阶段,您认为这种说法准不准确?

宫崎勇:是很相似,那时的日本经济也是以10%左右的高速度在增长,技术改进很迅速,产业构造的调整也变化很快,当时的经营者对于技术革新有很浓厚的兴趣,现在的日本没有当时那股认真的劲头。

记者:在这个发展阶段您认为广东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呢?

宫崎勇: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日本也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来,农村劳动力到城市没有户口限制,政府提供住宅和社会保障,同工同酬,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并没有扩大城乡差距,反而是缩小了城乡差距。

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还有就是环境的保护,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首设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开始重视环境,这是一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很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可能需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记者:中国现在要发展需要资金,更需要技术,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的保护意识是否太强?

宫崎勇:我个人认为,技术无国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一项技术开发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凭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技术保护只是保护企业的行为而已。

但有我这种观点的人在日本实在太少了。

村井隆先生

著名社会活动家,广东省友协的海外顾问,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佳能、松下、佳速航空、东芝、岩谷产业等近30家企业成功落户我省。广东省与德岛县、北海道友好交流,珠海市与日本热海市缔结友好城市,均有赖于他牵线搭桥。在促进广东省与日本的交往中,村井隆先生功不可没。

珠三角一体化这条路非常正确,但一体化首先需要研究各个城市的特点,就像我刚刚分析广东那个表格一样,要分析各个城市的强项和弱项,在那个城市重点发展什么,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在这方面,我觉得还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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