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受到的打击，多来自出口的急剧下降。去年第四季度，日本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是GDP 缩水最大的国家。2008财年各项数据显示，日本各行业中遭受打击最大的，是汽车和电子产业。而这两个行业，正是曾经对日本国际竞争力贡献最大的领域。

　　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本就开始说要搞“结构改革”，即不再单纯地依靠出口，要扩大内需。笔者记得，19 86年，日本政府在《前川报告》中说，将用10年时间，实施430万亿日元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但20多年下来，这一目标并未能实现。非但如此，日本经济对出口产业的依赖反而更加严重。举个例子，在2007年度，在日本征收的法人税中，丰田汽车交纳的份额竟达到5%，这足以看出日本产业结构仍然偏重于出口企业。

　　今天，在汽车、家电领域，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步步紧逼，使日本的优势日益丧失。现在尤其让它焦虑的是，目前没有可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此外，在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日本也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

　　广场协议之后至今，日本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国家目标的丧失。我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直“以西洋为目标 ”。先是德英两国，后是美国，总有一个国家目标或是方向，但广场协议让日本遇到沉重打击。因为这表明美国是在向其警告，决不允许拥有超过美国的实力。因此可以说，日本赶超西方世界的历史目标，从80年代广场协议之时即告终结。

　　很多日本人回顾泡沫经济破灭后至今的过程，都惊呼时间被浪费掉了。笔者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尽管口口声声要实现结构转换，但经济仍然依靠外需，依靠北美市场。日本产业界仍然时时在重温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旧梦。可以说，这种“路径依赖”，造成今天日本在发达国家中面临最严峻的衰退。

　　关于经济的方向，是日本国内政治争论的一个重大分歧点。日本缺乏足够的改革理论资源，这正是20年来日本遭遇的最大尴尬。对于摆脱泡沫经济后遗症，究竟应坚决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是以凯恩斯政策施救，执政党、中央与地方意见分歧很大。虽然众多经济学家指出，单纯提高GDP的增长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但作为国家的政治方针，人们看不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因此，各种政策都是“和稀泥”的结果，徒然浪费时间。

　　目前，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并未准备好应对一个年龄结构带来的社会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很多65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75岁以上的“后期老人”，汽车对他们已是无用消费。他们希望社会能修造适合轮椅行走的人行道，提供能装载轮椅的公共汽车。很多人长期卧床，而他们的家人要养家糊口，无法照顾其起居饮食，因此这部分人需要社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今年4月14日的《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前通产省官僚的署名文章，指出日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产业的问题，建议日本政府应倾注力量发展医疗与环境两个产业领域。但从各方面看，在这两个领域，日本国内都存在强大利益集团，这些集团阻碍了新型产业技术的引进。

　　观察这20年间的日本经济，人们发现：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基本没有新的大型企业出现。而战后成长起来的 “老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并不尽如人意。表面上，很多大企业在赚钱，但这些企业靠的不是技术革新。有人说，1985 年之后，索尼、NEC、富士通、夏普等主要的电子企业，赚钱靠的是增发股票，而非真正依靠本业。

　　进入21世纪后，日元贬值给汽车、电器等出口主导型企业提供了扩大生产的外部环境，但是，这些企业产品越是出口，就越会导致日本产业结构的固定化。因为这些企业主要依靠外需，出口扩大，虽然暂时维持了景气，但却让许多人错误理解了其中传达的信号。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日本无法有效调整国内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