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特约张云喆（发自新潟）

今年4月，日本总务省发表了基于2014年10月1日时点的全国人口统计状况，包含外国人在内，日本的总人口为1.27083亿人，比2013年度减少了21.5万人。除了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爱知、福冈、冲绳等七个县市以外，剩余的40个县市的人口都减少了。

从达到人口峰值的2008年起，日本的人口减少已经持续了四年时间，规模达到100万之巨。另外，出生人口数少于死亡人口数的“自然减少”达到25.1万人，创下195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日本社会的“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愈演愈烈。

日本人口的“自然减少”已经持续八年。2014年的新生儿数量仅为102.3万人，死亡人口数量却达到了127.4万人。1947～1949年之间出生的“团块世代”中，多数人超过了65岁，进入高龄人口的行列；总人口数中，战后出生的人口达到1.2034亿人，首次超过总人口数量的80%。

构成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成分，即15～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减少116万，降低到7785万人，只占总人口比例的61.3%，且从1993年以来持续下降。反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110万，达到3300万人。总人口中超过65岁的比例达到26%，超过75岁的比例也达到12.5%，均为史上新高。另外，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数量首次降低到老年人数量的50%以下。

自1950年以来，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于2013年首度突破25%。日本总务省声称，老年人口的规模超过4000万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惟一可称为“利好”消息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好转，入国人口数超过出口人口数达3.6万人，连续两年记录下“人口逆差”。其中，日本人的出国人口数比入国人口数多出2.3万人，而外国人的入国人口数比出国人口数多出6万人以上。

少子化成因

日本社会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结婚件数的减少，以及夫妇最终生育子女总数的下降。

与欧美国家不同，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健全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日本的非婚生子女只占总体的2%，结婚以后再生育是普遍的境况。2013年，日本的婚姻登录件数为66万，为史上最低。2010年的调查则表明，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上升到20.1%，女性也达到10.6%。2010年，日本夫妇的平均最终生育子女总数是1.96，而2002年时还有2.23。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社会适龄男女结婚和生育意愿都越来越低。

婚姻件数的减少，固然有现代人追求自由，不愿受家庭束缚之影响，不过就个人观察而言，“想要结婚却无法结婚”才是主因。2013年，日本内阁府以全国20～79岁年龄段的男女3000人为对象，进行了一次关于育儿意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未婚人士都有希望结婚的倾向；20～39岁的未婚人士当中，希望结婚的比例达到85%以上。男性未婚人士决定要结婚的先决条件中，最主要的是“有经济上的余力”；女性则为“找到满足要求条件的对象”。

今时今日，多数日本未婚女性还是倾向于结婚以后不再工作、在家做全职主妇，因此“职业稳定”和“收入可观”是最寻常的择偶条件。然而“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萎靡，雇佣环境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少男性人到中年时都无法获得安定的职位和养家糊口所必备的收入。女性择偶条件与男性经济实力之间的供需不平衡，是日本年轻人结婚困难的首要因素。

另外，由于工作和育儿难以两立，职业女性生育后不得不面临辞职的压力。虽然日本的产假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是企业的内部氛围对待长期休产假后复职的女性还是显得相当不友善，尤其是对于多次产休的女性。因此，害怕因生育而失去晋升机会、因而对结婚犹豫不决的女性不在少数。女性的经济水准提高以后，择偶标准也会变得“水涨船高”，能够符合自身标准的结婚对象自然就愈发难以寻求了。

最终生育子女总数的下降则与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晚婚化），女性的生育年龄的上升（晚产化）息息相关。2013年度，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30.9岁，女性为29.3岁，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已达30.4岁。

另一方面，大学升学率的提高，增大了日本家庭的经济负担。1980年时，日本男性的大学升学率是39.3%，女性为12.3%；2012年，男性的大学升学率为55.6%，女性则为45.8%。此外，硕士及硕士以上的升学率也上升到了10%程度。在日本，从小学到大学阶段的平均教育费用在1000万～2000万日元之间，这笔不菲的费用对日本夫妇最终生育子女总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不容乐观的人口状况

以经济的中长期课题为议论核心的日本内阁府下属有识之士召开的“选择未来”会议，于2014年5月中旬发表报告称，今后50年期间，日本人口继续下降已经是大势所趋。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水平，50年后日本的总人口将减少到8700万人，人口规模降低到目前的三分之二。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达到40%，日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社会。

另外，即便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总数）迅速回升到2.07这个能够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50年后总人口仍将减少到1亿人左右，到21世纪90年代则减少到9600万人左右，并且稳定维持这个水平。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总数有可能将在2060年下降到3795万人，较目前减少40%以上。即使生育率在2030年回升至2.07、女性的就业率达到与瑞典持平的水平、退休年龄全面延迟到65岁，2060年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总数仍将减至5500万人左右。

生产年龄人口的比例持续降低，被赡养人口多于劳动人口的情况将会不可避免，大量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负担势必会让日本政府捉襟见肘。而急剧的人口下降将会导致经济规模的缩小，从而容易受到海外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提升经济危机的风险。

此外，日本的地方经济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按照目前人口流动情况来推算，当前1718个市镇村中的896个当中，到2040年时，20~39岁女性人口将比2010年减少50%以上；2040年人口总数不到1万人的市镇村将达523个，这些地方的行政区划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日本政府的应对之策

日本政府对于少子化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在日本出生、成长的所有儿童，自出生起到满18岁为止，可以领取的补助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就连接种疫苗这样的小事都有补助金。对于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残障儿童家庭的补贴则更是面面俱到。安倍晋三上台之后，针对保育设施数目不足的情况，提出了2017年实现“零待机儿童（已经申请托儿所席位但还未获得入学指标的儿童）”的口号，积极推进保育设施的建设。

不过仅靠多发补助金＋增加托儿所数量的手段，想要缓和少子化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与欧美诸国乃至中国相比，日本女性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被正规雇佣的日本女性在生育之后，如果以非正规雇佣的形态再次就业，与一直维持正规雇佣的情况相比，生涯的薪金收入差额将会超过1亿日元。而薪金的差距仅仅只是机会成本的一个方面。

可以想象，如果日本女性能够在生育之后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回归职场并获得公平的待遇，少子化问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不过，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是与超长的劳动时间息息相关的，男性能够照顾家人的精力相当有限，“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短期内还将占据社会的主流。笔者认为，少子化问题对策的当务之急是完善男性的育儿休假制度，减少不必要的劳动时间，为女性提供能够兼顾家庭的就业环境。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要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企业的一臂之力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