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进城拉动日本消费，但不必集中在大都市圈

通常来说，日本对居民没有户口限制。任何人只要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居住地点，不论是租的还是买的，都可以去政府那里申请户籍。政府对申报的内容进行确认后，便会登录在册。有了这样的户籍，便可以申请健康保险等等，在城市很容易扎下根。

陈言上个世纪8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过大量日本产业工人，感觉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的工人虽然有不少来自农村，但由于他们能在城里定居，最后成为了有技术的产业工人。以产业工人为主组成的现代城市最有发展速度，能推进城市的消费和文化在城市中的扎根。名叫志村泰三的产业工人与陈言至今还保持着往来，他当时高中一毕业就到东京当机械工，相比中国早期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没有过换工种或换城市的经历，工作稳定，也没有户口问题，如今女儿已上大学，他在郊区还购置了二层小楼。日本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但工资差别不是很大，企业对技术工人十分尊敬，和同龄的行政人员比，陈言感觉志村的地位更高一些。

陈言认为，产业技术在志村这样的工人手里不断积累，这是日本技术发展的一大特点。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候，同时是产业技术积累的最佳阶段。每个工人都有技术，他们在城市里沉淀下来后，成为了产业进步的重要力量。农民能成为城市中的产业技术劳动者，成为中小企业主，这是日本农民进城后一个很大的特点。

陈言在日本调研时发现，在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会看到无数的工厂，城市很大，但到了西部日本海一侧，则会数百公里找不到一家工厂的影子，城市很小，农村显得很萧条。谈到这个现象，井村教授认为，日本城市规划做得很失败，一旦东京、大阪经济发展停滞，整个日本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日本像德国那样，以中小城市为主，规划全日本经济布局的话，让农民进城时分散到各个城市，那么日本的经济发展活力将比现在全部集中到东京等大都市圈要更好一些。此外，由于少子高龄化严重，目前日本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为此政府又在推出新的政策，让城市人回归农村。

韩国房企有义务建设一定比例的社会租赁住宅

与日本地方和农村青年包火车到东京等大城市谋生相似，韩国也经过“离村向都”的浪潮。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期间，大力推动工业产业政策，产业的发展吸引着农村人口大举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当时的汉城、釜山、大邱、大田等大城市和蔚山、浦项等新兴工业城市吸引了大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这一现象被称为“离村向都”。

这些“离村向都”的年轻人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工业开发区和大学附近。以韩国首都为例，首尔市西南的九老区上世纪60年代被划为韩国出口产业园区，集中了大批生产皮鞋、服装和重工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最初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外来妹”女工，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一般都租住在园区附近加里峰洞隔成小间的民宅中，每间不足7平米，只有公共的卫生设施，这些工人宿舍被形象地称作“蜂巢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即便是“蜂巢房”也一间难求，这促使韩国政府修建了一批国民住宅和国民公寓。根据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1962年大韩住宅公社正式成立，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负责国民公寓的建设出租管理。该公社负责多种社会住宅的建设，包括公共住宅、公共租赁住宅、永久租赁住宅、国民租赁住宅等。公共住宅面积在85平米以下，由长期居住的市民购买，价格要比商业住宅便宜;永久赁贷住宅租期50年，对象是低收入户;国民赁贷住宅租期为30年，住户为中低收入户;公共赁贷住宅则是先以租为主，10到20年后卖给原租户。

《环球时报》记者走访过一位首尔老人独自租住的永久租赁住宅，使用面积不到40平方米，一间小房作为书房和卧室，大间作为客厅和卧室，厨房就是进门的过道。据了解，这里的月租金约40万韩元(2220元人民币)，政府每月还发补贴，所以老人不用为房租发愁。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包括领取国家救济者、残障人士等等。

现在大韩住宅公社更名为韩国土地及住宅公司，仍在建设和管理各种社会住宅，此外还有各地的国有住宅公司，负责各地方城市的住宅建设。在大城市的重建改造中，开发企业有义务建设社会租赁住宅的比例，即租赁住宅户数要占总住宅户数的5%至20%。这些租赁住宅就可以租给低收入的群体。不过对于这一规定，韩国国内也有反对的声音，因为加入社会租赁住宅会影响其他住宅的房价。

靠平等的基础教育，韩国用一代人时间完成城市化

中国和韩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农民工较快融入城市，最主要的经验是：首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已得到比较平均的分配，韩国农民手里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交易之后所得资金，可以作为进入城市的钱袋子、敲门砖，有助于新移民在城市立足，也有助于均等的社会分配;其次，与高速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是，韩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主要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第三，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韩国的城市化比较超前，人口聚居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服务业较为发达，为新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最后，教育的广泛普及，即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移民，或者新移民的后代能够在城市接受平等的基础教育，有助于在一至两代人的时间里完成城市化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对平稳顺畅的城市化。

董向荣认为，最后一点，是最不显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以《韩国新村运动》一书作者朴振焕博士的亲身经历为例。他1927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农村，家里有4男3女共7个孩子，只有3个孩子有机会上小学。朴振焕家只有7亩多耕地，只能留下他大哥在家里务农，其余6个孩子不得不到城市去找工作。到1995年，他儿子辈所有26个孩子，都从大学毕业，属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韩国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完全的、不可逆转的城市化。

董向荣认为，中国和韩国同属儒学文化圈，重教育、重家庭、重地缘，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城市化过程和新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韩国只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000万人口，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差异，决定了韩国的某些城市化经验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又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比韩国复杂得多、艰难得多。比如，韩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首都为核心和领头羊的城市化。2015年，“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人口约2500万，占全国总人口一半。“首都圈”城市化搞好了，全国的大局就定了。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首都圈”的重要性并不突出，所能发挥的辐射作用也很有限。此外，韩国的土地改革是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都拿到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将公有住房分配给城市居民时，农民并没有获得相对应的财产，仅有的宅基地，转让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财产分配的角度看，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出现鸿沟，且随着城市房价的拉升，鸿沟变得日益不可逾越。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等权利。这些并不稳定的权利，无法与韩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相比。【驻韩国、日本特派特约记者万宇 孙秀萍 ●陈言】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