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弹丸之地大师云集，逃亡时饱尝生离死别

当年《华北新报》记载，1944年，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一个中等科员每月薪金二百四十块，可房租花去三十到四十块，一尺布要十多块钱，一袋面则二百多块，据说当时一个科长想召集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找人，因为很多科员都上街拉洋车补贴家用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面房子”在北平等沦陷区生意兴隆，所谓“白面房子”就是大烟馆，多由日本人撑腰的高丽浪人经营，杨多杰在《北平沦陷后的市井生活》中这样描述：“白面房子”的生意十分兴隆，人进人出，热闹非凡，警察局唯恐发生事故，曾由所属的侦缉队派去便衣警察，在各“白面房”附近负保护之责，高丽浪人见门外有中国便衣警察巡视，唯恐对其营业不利，于是每日赠送给值班警察“白面”，有的警察根本不会吸“白面”，时间一长也就上了瘾，最后落个被开除的结局。

当沦陷区的民众在日伪统治下艰难生存时，大批文化人从日军占领下的土地外逃，有两个城市是他们最初的选择，陪都重庆和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聚集了茅盾、夏衍、邹韬奋、梅兰芳、胡蝶、王莹等很多知名作家和艺人，这些文化精英的到来，使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迅速高涨。

那时，香港创刊了抗战时唯一的巨型文学月刊《时代文学》，丁玲、冰心、萧红、巴金、萧乾、老舍等众多文化名人在创刊号上致辞，发表作品。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占香港，《时代文学》只出了六期就不得不停刊，这些文化人的命运再一次面临波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同一天轰炸并进攻了香港，12月13日九龙半岛失守，25日，英国香港总督杨慕琦亲自举白旗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一万五千名驻港英军在圣诞节成了日军的俘虏，此时，尚有大批文化名人未及离港，日军通告限期报到，要求他们与日本人合作，著名历学家陈寅恪在日军入港后辞去港大教职，生活陷入窘困，一篇文章这样记述：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春节过后，日本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者广州任教，并以四十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拒绝。

日本人还曾游说被称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皇后”的女演员胡蝶，请她与日本百代电影公司合拍一部名为《胡蝶游东京》的电影，胡以息影相拒，她后来表示：我虽然是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应该选择的道路。

从1941年底到1942年春，大批留港的文化人开始乔装逃亡内地，陈寅恪一家是混入难民中坐船离港的，时，他已欠了一身债，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尚欠债者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

胡蝶则在逃亡中丢失了她积攒一生的首饰珠宝以及影集、剧照和电影奖杯等，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逃离香港时的情景：我们全家假装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出了泡，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欢乐，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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